爱情的边疆 评论（身份的认同与歧视-爱情的边疆观后感）

　　《爱情的边疆》演绎了一段史诗般的爱情。一个曾由中苏两国政府机构共同祝福和认可的合法夫妻，却要为家书而被审查、发配；为听到彼此的声音而去禁区犯险；甚至以偷渡方式完成世纪约会；生下“黄毛丫头”上不了户口，衣食无靠，受限于各种票据；

人们最难想象的障碍还不是这些，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二毛子”，在社会上没有了基本的身份认同后，心灵极度扭曲…，我自己在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长大，身边也有文文那样的二毛子，我知道他们的处境有多尴尬。

　　文艺秋与维卡的爱情相当感人，一个是卫国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战斗英雄，一个是俄语流利，酷爱播音的中国姑娘。

维卡是莫斯科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声音非常好听。装了假腿的维卡甚至能自如地跳交际舞，人长得也相当帅气。

文艺秋不仅人长得甜美，她悟性也很高。很快，她和维卡就可以依靠嘴型来“无声通信”了。这才有了日后他俩的隔江约会，在黑龙江两侧，他们彼此用高倍望远镜进行了远程口型的“跨国约会”。我想世间浪漫不过如此，阻隔他们的并不是涛涛江水，而是政治暗流。

　　文艺秋给维卡的信被截获退回，后又要求进行政治审查。信审门的一波三折这里就不赘述了，那年代能有那么多“特务”落网，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进步的途径不多，常常要靠创造性的“表现”来获得。二是政治压力大，相关岗位就是出于免责，也需要“明察秋毫”。

　　本篇放下“信审门”、“监听门”、“猪肉门”这些故事不提，重点说一说，这对有证夫妻的“私生女”和她母亲的生存挣扎和心理压力。这也是作者想通过故事讲故事的一条底层线索。

　　先说文文生下来的尴尬，文文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洋娃娃”。欧亚混血基本上都更像“白人”，小时候，白人孩子还是很漂亮的，是的，那是你今天的看法。放在六十年代，那就是生下了一个“小妖怪”。本打算托付一个好人家，避过公安将要介入的政治风波。没成想，答应好好的一对夫妇一见文文，顿时就被吓退了。

那年代文化底色是相当强烈的，人们非常依赖集体，害怕与众不同。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了。满大街的着装不是蓝就是灰，有军装穿当然就是最威风的了。个性都不被认可，哪里还容得下“二毛子”。

　　被逼到绝境的文艺秋只能编了一个最没有尊严的故事，说是她被不明越境者给祸祸了。否则公安那一关是没法过的，中间还发生过夺走文文的事，文艺秋只得放下了她的所有尊严。

　　孩子生下来，可以说仅仅是苦难的开始。就算是被越境者祸祸了，孩子也是无罪的啊。可法律制度没考虑那么多细节，而执法者也不懂或不敢运用法的精神。公安就是不给文文上户口，而户口是计划经济分配制度的基础设施。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配给制全凭票据。

文艺秋被停发工资，失去了播音岗位，又要养个黑户孩子，她靠什么呢？合法的生存方式都不在她的努力范围之内，怎么办？她去公安局长家耍过赖皮，甚至跳过楼。看来生命都换不来的东西，在合规合法的范围是真的没有了。

　　文明是渐进的，去年国家才有了《民法典》。可各式各样的制度一直都有，那么什么才是法治社会呢？这方面罗翔有过清晰的论述。简单说，就是：“对私权来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许的，就不算违法。对公权力来说，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都是不合法的…”

　　文文从小就被邻居嘲笑，骂她是“二毛子”。一个孩子从小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中，那种憋屈、委屈是难以名状的痛苦。我家楼上也住着一家“二毛子”，家里的男主人和我父亲相当熟。当年，他们两人都是最高级别的俄语翻译，常常与来华服务的苏联专家一起工作。

我当然也认识他家里的孩子，他们的处境与文文相似，在那个年代是无法融入群体的。

　　文文受不了被人孤立、歧视，只得退出幼儿园。大一点以后，宋绍山和文艺秋过到了一起。文文的避风港里也来了“陌生人”，尽管宋绍山对文文非常好，可心理扭曲的文文早已习惯“防卫过当”，为了拒绝上那个令她恐惧的小学，她离家出走过，还被恶犬追扑。

一个孩子因为自认为自己是“怪物”而被迫脱离群体，那会是怎样的感受？反正我们楼上那家人的五个孩子后来都回了俄罗斯。

一个良性社会，应该是有权势的人守规矩，平民百姓有尊严。文艺秋被迫为生存做非法生意，那已经不能算是她的错了，那一定是社会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身份认同对本乡本土的人似乎无感，但对老外、少数民族，甚至外地人，他们常常会有被歧视的压力。我们的留学生也一样，身份认同这件事存在相当大的压力，“绿卡”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相信，今天的户口制度只是历史性的。任何身份（无关能力和学养）上的标识都会随文明而逐渐消失。

文文压力有多大？剧中那么一个慈爱的老先生，耐心教她知识。她都差点把人家房子点了。公正背后都有一股抵抗身份歧视的力量。比起那个年代，我们今天已经好太多了。作者还是提醒我们文明演化有其内在驱动力，对今天的人来说，这类思考至少是一种警示。

注：配图来自网络，仅为文字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