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狩猎习俗（满族的畋猎习武传统）

乾隆在《满洲源流考》曾言道：“我朝骑射精娴，所向无敌，列祖列宗，神勇天赐，尤亘古所未闻。犹恐臣民日久稍忘故风，复时时谆谕及之。”《弘历狩猎图》可谓是乾隆皇帝践行畋猎习武的真实描绘，再现了清乾隆皇帝在大臣们的陪同下，亲自于郊外射猎的情景。画面上，乾隆身骑奔马，张弓急射。他跨骑在一匹棕白相间、四蹄奋扬的烈马背上，对准一头慌乱奔逃中的赤免而张弓出箭，其他臣僚射手或骑马，或为乾隆扬威助势……

一

满族作为以畋猎习武而著称的民族，是有悠久的历史根源的。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壬子（十九日，9月20日）乾隆皇帝“命辑《满洲源流考》”，在这本书的卷十六中，专辟一节“骑射”，详细记述了满族先人的畋猎习武习俗。

该书卷首罗列了清历代皇帝关于畋猎习武的诗篇，并附有按语：“我朝骑射精娴，所向无敌，列祖列宗，神勇天赐，尤亘古所未闻。犹恐臣民日久稍忘故风，复时时谆谕及之。”然后列举了历朝古籍中关于满族先人畋猎习武强悍威勇的记录。

周——“《国语》有隼集于陈侯之庭，楉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

这里说的是孔子（即仲尼）周游到了陈国，一群鹰隼死于宫廷院中，国君陈湣公见鹰隼身上都有一尺多长的楉矢石镞，请教于孔子。孔子说这些鹰隼是从北方很远的地方来的，其矢和箭头是肃慎人制造的。周武王打败了殷朝，九夷百蛮都臣服朝贡，肃慎人就贡了楉矢石镞，周武王将楉矢石镞赏给了他的大女儿，并让陈湣公再去库中找一找，果然又找到了楉矢石镞。肃慎人就是最早见于史书的满族先人。

“楉矢”和“石镞”在《柳边纪略》中解释为：“楉矢长三、四寸，色黑，或黄或微白，有纹理，非铁非石，而每破于石，居人多得于虎儿哈河，此楉木之说也。”还有一种说法：石镞，其状如石，言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多年所结，即所谓肃慎之石，此又石镞之说也。这里说的虎儿哈河，即今天的牡丹江，混同江即松花江。实际上细考“楉矢石镞”，即肃慎人向中原周朝进贡的箭杆与箭，其箭杆应为桦木杆，因为在满语中，桦木读做“索拉勒恩”，在《清文汇书》中将“楉矢和桦木箭”并做一条，记其读音为“索拉勒恩伊希得恩”，二物为同物异名。东北多产桦木，满族人一直用桦木圆条箭杆，一直到清末冷兵器时代结束了，清政府还向吉林和打牲乌拉征贡桦木箭杆，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东巡吉林时猎虎鹿等均用弓箭，其箭杆也都是桦木的。石镞应为松花江中的“木化石”，在征集的文物中，石箭头则多是用松花江中的黑耀石做的。

汉——“《后汉书》挹娄国，众虽少，而多勇力，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楉，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以后的《三国志》《晋书》《魏书》《旧唐书》《五代史》等书均沿此说。

金——“《金史》，太祖十岁，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尝南望高阜，一发过之，度所至逾三百二十步”；“世宗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随而观之”；“《通考》女真，俗勇善射，能为鹿鸣，以呼群鹿，而射之”；“《大金国志》女真人，善骑射，而饥渴苦辛，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大金国志》，金都会宁，四时皆猎。燕都城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月则出，出必愈月，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

二

以上诸史书中的肃慎人、挹娄人、勿吉人、靺鞨人、黑水靺鞨人、女真人等，均为满族先人，其所立之国，包括金朝，皆历史上满族先人建立的王朝。其人强悍勇武，善骑射，所用的箭皆为楉木即桦木箭杆，其箭头为青石（即黑耀石）所制，到了金朝才逐渐多了铁制的箭头。其射猎，多用弓箭，同时佐以用桦树皮做的鹿角哨吹出呦呦的鹿鸣声，用以诱群鹿，出而射之。射猎时，部族的头人皆亲力亲为。他们也从小练就了一手好骑射的本领，所以才能服众，并带兵打仗。射猎除解决食用以外，还与征战有关。射猎的组织形式曰“打围”，打围和围场一词的出现，始于金朝，用围场打围的形式畋猎，从射猎中习武，不忘骑射之功，这个习俗一直为满族先人所用，并延续到清朝。

清朝从努尔哈赤开始，历代帝王均精骑善射。公元1584年，努尔哈赤率兵攻打翁鄂洛城，他敏捷地登上城下的屋脊，在自己头被射和颈部受伤情况下，仍连向城上敌军射箭，并曾射中一敌军的两条腿。

公元1588年5月，努尔哈赤去洞地迎娶哈达可汗王台的孙女时，半路上遇到一个叫钮翁锦的武将，听手下人说他善射，竟要和他比箭。结果钮翁锦用五箭射中百米外的碗口粗细的柳树三箭，三箭所中不在一处，努尔哈赤则五箭全中，且五箭攒在一处，上下左右不差几寸。皇太极常年随努尔哈赤征战和狩猎，也练就一手好弓箭。一次皇太极率兵，讨伐蒙古林丹汗，正值军中缺粮，亲率将士在大沙漠中围猎。他首发一箭就射中两只黄羊，这一天他自己就射杀黄羊58只，全军一下子就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清入关前，皇太极每年都要组织三至四次大规模行围，每次少则二十多天，多则三十多天。

皇太极一生多次到叶赫地方行猎，曾对围中狩猎之事做了很多的谕示。据《吉林通志》记载：“天聪六年（1632年）十月丁亥，上率诸贝勒出地载门，行猎于叶赫地方，庚寅，上行围。谕诸贝勒曰：尔等不可以猎人所射之物，冒为己之所射而夺取……自后，猎人不得以已之所射，因贝勒之故而让之，宜各就兽被伤处审验真伪”；“七年（1633年）十一月丁亥，上率诸贝勒往猎于叶赫地方，癸丑，谕随猎大臣官员军士等曰：凡行猎处，有擅入围中者，贝勒罚良马一匹，扎兰额真罚银十五两，旗长罚银十两，闲杂人入者，亦罪之”，并对见野豕成群不驱入围者等各种现象都规定了处罚标准；“崇德二年（1637年）闰四月乙卯，上率诸王往猎于叶赫地方，丙辰，上渡辽河行猎时，有护军统领哈宁噶巴、笃理等率猎人前后离伍行，上恕责之”（以上引自《吉林通志》卷五十一，第二十八至三十页）。皇太极的弓长四尺多，一般壮士都拉不动，现在仍藏在沈阳实胜寺中。

三

努尔哈赤兼并乌拉部时，就在乌拉地面建立了打牲基地，先期命布占泰儿子洪匡为打牲贝勒，为金国打牲贡献。但是洪匡后来又造反，企图复国，被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击败，洪匡吊死在乌拉江对岸的锦州砬子山上，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又从长白山迁来上万户，仍将乌拉地面作为行猎打牲的地方。

康熙皇帝更不用说了，可谓弓马娴熟，一生多次巡幸围猎。他在晚年总结一生猎事时说：“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随便射获兔三百一十八……”在康熙二十一年东巡时一日竟射虎五只，还有隔涧射虎的记录。

乾隆皇帝更是亲躬射猎，不厌其烦，“有发二十矢，中者十九”之记录。在七十二围的岳乐围场址，现仍保留有乾隆三十六年（1772年）设立的永安莽喀摩崖和一通石碑，碑文中记述了乾隆自书的他射虎的过程：“壬申秋，于岳乐围场中，猎人以有虎告，而未见之也。一蒙古云，虎匿隔谷山涧间，彼亲见之，相去盖三百余步。朕约略白山洞施枪，意以使惊出耳，乃正中虎。虎咆哮而出，负隅跳跃者久之，复入，复施一枪，则复中之，遂以毙然……”乾隆在儿时就受到祖父康熙的教诲，多次随之出猎。一次在塞外的永安莽喀围场，发现一只猛熊，当时乾隆只有十二岁，康熙欲培养乾隆的胆量，将野熊击伤，然后让乾隆去射熊。伤熊最是凶猛，而且熊只有眼睛、口腔、颈部中箭，非有好箭法才可能将其毙命。这时熊已一跃而起，狂扑过来，乾隆镇静沉稳地拈弓射箭，一箭射中其要害，众皆佩服。乾隆非常理解康熙狩猎的意图，所以在其《于木兰作》的诗中道：“单于让牧场，朝家置灵囿。深戒武备驰，于焉雪狝狩。”

努尔哈赤时代，极重视田猎，从长白山流向各地的原努尔哈赤部下的家谱序文中，多有随努尔哈赤征战和打牲的记录，打牲即渔猎。明朝满族人从黑龙江南迁以后，就以家庭和家庭为单位，进行狩猎，在《朝鲜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中，就记载建洲卫的女真人“自春至秋留屯田猎”，女真各部落，“以猎兽为生，农业乃其余事”。

清朝的军政体制的八旗制度，就是建立在牛录制度基础上的，早期牛录制度是满族人源于战争和渔猎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几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后金国建立初期，这种组织遇战猎之事时，“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这个总领满语称之为“牛录额真”，“牛录：箭、大箭；额真：主、主子；汉义为大箭主，汉名为佐领，官名。”“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创立了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的八旗制度，牛录成为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后来“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管属”（以上见《清史满语词典》第158页），在用于畋猎的牛录组织基础上建立的八旗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末，八旗将士和组织形式在有清一朝，无论是征战，守边护疆，还是打围狩猎，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消息来源/江城日报，2016年10月12日5版，作者/江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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