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二手车那些事儿(二手车江湖往事)

聊聊二手车那些事儿(二手车江湖往事)(1)

【编者按】当掘金的时代渐行渐远,二手车江湖的落寞,似已不可避免......

本文转载自未来汽车Daily,原作者李梓楠、程潇熠,由亿欧汽车整理,供业内人士参考。

35岁的花乡二手车商王九洲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栽在汽车上了”。

今年年初,因为二手车生意亏钱,处了两年多的女朋友不愿意跟着他吃苦,“跟别人跑了”。再往前数几个月,他在花乡的铁哥们老李也离开了,回老家开了个洗车店,靠手艺吃饭。随着车市下行、新车降价、国六标准实施及二手车电商入局抢食,利润逐渐被摊薄,越来越多的车商萌生退意。

在占地500亩、拥有近千户二手车商的花乡二手车交易市场,像王九洲这样的“散户”占了近半数的交易量。2010年左右的鼎盛时期,花乡占了全北京超九成的二手车成交量,库存超万辆,平均每天有两三千组顾客进场看车,车商90%的交易全靠市场引流。但如今,花乡的日均客流量已速降至二三百,“最惨的时候不到50人”。

以往“一个车位恨不得停两辆车”的市场变得空旷,遍地饮料瓶和贴了满墙的小广告无人清理,废弃的汽车配件随处可见。花乡二手车市场即将从丰台搬迁到房山的消息,在车商中传了两年后终于被确认。

这个昔日曾称霸亚洲的二手车王国,萧瑟秋意渐起,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花乡入秋

得空时,王彪会把车开到停车场靠树荫的一角,躺在后排美美地睡上一觉。八月底的北京火气渐褪,他把车门和天窗打开,享受偶尔传来的鸟叫和蝉鸣。

王彪喜欢这种感觉,但他已经一个月没有收车,而这辆老款帕萨特3个月都还没卖出去。

两年前,人称“彪哥”的王彪砍掉了4个年租金3.2万元的场内车位,转战这块地铁9号线科怡路站旁的“无主之地”。被铁栅栏围起的荒地里停满了二手车,如果要按车龄论资排辈,2003年的捷达只是个小字辈,上世纪产的哈飞松花江里程表可以“绕赤道四五十圈”,“虎头奔”的轮毂已锈迹斑斑。

附近的居民用“汽车坟场”来形容这里,沿街收车的二手车商则被称为“车虫”,是整个花乡最“草根”的一批人。除了9个车位,一把遮阳伞、一张小桌子和一把躺椅,便是王彪的全部家当。但对于王彪而言,免费的车位显然更实惠,他把这招称作“虚拟库存”。

据花乡前市场管理总监李林介绍,王彪这类车商是花乡市场中流动性最大的,他们抗风险能力低,几辆车卖不出去,整个生意就盘不动了。“有些人今天还卖着,没准明天就把车位转租出去不干了。”

2016年,王彪在“大坑”(花乡市场内收费的露天停车场)里还有8个车位,第二年租金涨了几千元,他索性把车位减到4个,偶尔收的车多了,就拍个照发朋友圈,然后开到“僵尸停车场”。

对于收入微薄的小车商而言,车位租金是一笔不菲的开支。2018年底,王彪的好友老胡发现前两年赚的钱全赔了进去。他把滞销的3辆车开到“僵尸停车场”托付给王彪,转行做了代驾司机。

2018年,王九洲和老李所在的“平房”车位租金上涨到每年4.5万元,老李作为车商代表和花乡市场方协商,市场方才同意下调车位租金。

在花乡,王九洲这样的“散户”比王彪江湖地位更高。他们的车位设在一排排的平房小单元里,不必经受风吹日晒,大多数还拥有某某二手车经纪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一类的头衔。他们通常拥有8到10个车位,每年租金30万到35万元。

最近几个月,曾凭借汽车租赁公司优质车源小挣一笔的王九洲,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由于瓜子二手车、人人车等收车数量多、价格稳定,租赁公司的车源被二手车电商批量“截胡”。“车况好的车被电商平台他们买走,车况次一点的偶尔还会有人买,车况最次的那批基本就低价卖给外地的车贩子了。”王九洲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

自家车况好的车无人问津,利润被高昂的租金一天天摊薄,王九洲只能把车卖给电商平台。一辆原本能挣4000元的车,硬是分了2000元给电商,王九洲用“心在滴血”形容这种感觉。“前几年五六万的车能挣三四千,现在有时就挣几百块钱,一个月卖七八辆,我还不如去开滴滴。”

这段时间,车贩子日子都不好过。“散户”度日如年,在大厅里卖高端车的“大户”也在咬紧牙关。

花乡规模最大的豪华车二手车商股东张帅向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回忆,2015年和2016年生意好做时,店里每月销售额高达五六亿元,就算利润率从10%跌到了五个点左右,收入仍然可观。“那时我们只卖200万元以上的豪华车,最贵的收过4000万元的法拉利,那辆车最后卖给了一个明星。”

近几年,花乡进入“微利时代”,做生意越来越难。

张帅卖一辆100万元的二手车只能挣三四万元,销量也比鼎盛时期下降了三分之一,成本却居高不下。店铺租金大几百万,养60多名员工每年得花1000多万,汽车之家的广告费也得五六十万元,每年林林总总的固定开支超过2000万元。李林透露,今年单车利润率“可能连5%都保不住”。张帅店门前停着一辆福特大皮卡,“已经像石狮子一样杵在那一年多了”。

在花乡二手车市场工作多年的李林告诉未来汽车日报,2010年北京实施限购后,二手车生意的投资回报率迅降至20%到30%。从去年开始,超过一半的车商都没能跑赢银行贷款利率,很多人开始赔钱。

从车市下行开始,张帅开始坚持早起跑步,并在朋友圈分享每天的健身成果。他也在工作之余筹划发起全国二手车商联合会,希望给同行一些鼓励,传递正能量。“寒冬的时候,就应该好好修炼,等春天来。”

他把花乡二手车市场比作45岁的自己,“人到中年,是该慢下来想想以后了”。但他还是偶尔会怀念,那个收到车就不愁卖的美好时代。

掘金年代

2004年,31岁的王彪初到花乡。人到中年下了岗,既没手艺也没存款,他揣着仅有的200元来到北京,投奔在工地打工的兄长,工地旁边就是大名鼎鼎的花乡二手车市场。

2002年,南四环边的中国通号大厦还没建成,当时亚洲最大的花乡二手车市场在一片拆迁后的废墟中初露真容。偌大的露天停车场加上几排平房,就组成了这个囊括全国十分之一二手车交易的“掘金窟”。由于掌握着北京地区的优质车源,花乡成了全国各地二手车流通的源头。

作为四环边人流最密集的地方,花乡集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破产商人、下岗职工和亡命之徒,他们被晒得皮肤黝黑,叼着烟蹲坐在市场门口,时刻扫视着过往的每一个人、每一辆车,生怕慢一步就被别人抢了生意。

毕竟,卖二手车在当时是一桩回报率高达百分之二百、稳赚不赔的生意。

那时,整个市场还是“东北帮”的天下。他们雇人在马路边接车收车,几个五大三粗的壮汉明目张胆地霸占花乡门口的生意。“我们都不敢收,只要你在他们的地盘问价,他们就上来骂你,打你。”王彪提起此事,满脸都是真诚的后悔,“但还真别说,马路边这一天真挣钱。”

王彪花140元在花乡对面租了间10平米的平房,不到一个星期就跟市场里的河北老乡混成了自家人,成了“河北帮”车商的“小尾巴”。

新朋友既仗义又阔气,经常带着王彪坐着公交车满北京城转悠,或一起到郊县小区外找黑车司机收车,结束了还会请他吃饭。“那时候不说收车,说收车人家都不卖,得说是自己买车。”他向未来汽车日报回忆道,“我们看到拉黑活的就问谁要卖车,(假称)我们也要买个车拉黑活。”虽然身无分文,但王彪觉得日子有奔头。

最早“下海”的那批二手车商,俨然已跻身高收入人群之列。

李林记得,他2003年大学毕业后入职花乡二手车市场,当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约80万辆,花乡占10%,年收入约8000万元。一辆100多万元的奔驰S600,整个市场里只有一两家车商买得起。到2010年,花乡二手车市场的年收入已增至3亿元左右,能轻松拿出上百万元收车的车商数量也增加到了40家。

那段时间,二手车商不愁车源也不愁买家,只要收着车就能挣钱。“2002年前投100万能挣200万,2002年到2010年间回报率最低也有50%,干得好也能达到200%。”

2004年,因为生意好做,花乡地段较好的车位已所剩无几,只剩“大坑”最靠后的零散车位。因为位置偏僻,大多数人没有胆量也不舍得拿近乎全部身家去赌一个市场的未来。唯独靠倒腾事故车起家的“破烂儿周”眼光独到,如今他光收车位租金,每个月也有“万把来块”的收入。

王彪最后悔两件事,一是没有多买车位,二是没有多占指标(北京车牌)。他甚至曾为周转资金把手里多余的车牌卖了出去。

生意起步时,他借了5000元,凭借跟河北老乡闯荡二手车江湖的经验,很快就花4500元低价收了一辆破烂的小面包车。他抱着“伺候财神爷”的虔诚之心,欢天喜地仔细刷洗了那辆车,连车内被烟熏出的污渍都被他用牙刷蘸着洗衣粉,刷得干干净净。

这辆脱胎换骨的小面包车很有市场,但没有给王彪带来第一桶金。这辆车被判定为出租车,无法过户,他“一下傻那儿了”。卖车人抹去了出租车的所有特征,谎称过户手续没带在身上,忽悠了他这个新手,王彪被狠狠上了一课。原本能净赚3000元的车砸在手里,王彪只好按照河北老乡的建议压低价格,标明“不用过户”,卖给了跟他一样想贪小便宜的买家。

“那时买车的人傻,卖车的人也傻,大家都不懂。”王彪告诉未来汽车日报。

在那个二手车市场迅速壮大的掘金年代,花乡里的梦想和欲望也随之不断膨胀。热火朝天的淘金胜地背后,潜伏了诸多不见天日的灰色秘密。

5000多元进一辆出租车,能卖两三万元,但车商们深知其中风险,从不出面销售。买家回市场维权找不到正主,“有些人找了半个月也没找到人”。

2002年最早一批入驻花乡的二手车商老刘头记得,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总是以7万元的低价接手帕萨特,这些来路不明的便宜车能给他带来2000元左右的单车提成。没过半年,这些车就被有关部门发现是偷盗来的“老鼠车”,小伙子也因被判为偷盗团伙的一员入狱,“好几年了还没回来”。

王彪则记得,花乡里当初有一批钣金喷漆高手,他们从各地收回事故车、涉水车等非法车辆,通过购买零件、维修等方式将其整备成一辆看起来几乎全新的汽车。当时有新闻说,花乡市场里的人靠3辆破车上扒拉下来的零件,就弄出一辆能开上路的车。

王彪混迹花乡十几年,对车商的各种套路如数家珍,眼睁睁看着他眼中的“人渣”靠卖出租车、事故车发了迹,而自己还是小本生意。“那时候咱胆小,所以到现在也没干起来,没挣多少钱,那时候人胆大就挣钱。”

但并非所有胆大的人都能赚到钱。老刘头曾不止一次地见过,年轻人为了低价收车而枉断前途。

命运拐点

随着行业野蛮生长而不断滋生的乱象,成了二手车行业狂飙突进过程中遭遇的第一个命运拐点。

早些年,外地车商对二手车质量并不在意,导致北京地区的事故车、偷盗车等大量非法二手车流向全国各地,二手车行业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那时市场里经常有人来问东问西,但又不买车,后来才知道那些是暗访的记者。”王九洲回忆道。

后来,有关部门出台了针对非法车辆的禁售条例以及相关的处罚办法,违反者需接受“退一赔三”的严厉处罚。李林告诉未来汽车日报,在持续两年多的整顿期内,一大批不规矩的车商销声匿迹,花乡也经历了一番大洗牌,“做得不好、坑蒙拐骗的基本都死了”。

也是在这一时期,上海通用诚新二手车、宝马尊选、日产二手车中心等厂家认证的二手车商陆续出现,以“正规军”的姿态闯入赛场。

2005年10月1日,商务部颁布《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放开交易限制,二手车交易迎来了迅速爆发的春天,大量经营公司、拍卖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李林回忆,该办法实施后的两年里,全国二手车市场由早期的近百个激增至上千个。在全国收车的过程中,张帅见证了各地二手车市场的崛起。

二手车越来越多,卖车的人也越来越多。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花乡的垄断地位一落千丈。

2013年后二手车电商扎堆入场,曾占据金字塔尖的花乡遭遇致命一击。再加上整体经济环境变化,新车价格不断下探,消费者买二手车的风险有所增加。北京限购限行,也成了花乡多年高速发展后遇到的巨大瓶颈。

2010年12月23日,北京正式公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以摇号购车政策调控小客车数量。2013年初,部分省市开始限制北京、上海等地的老旧二手车进入,河北、河南、山东等传统二手车流入大省逐步收紧二手车流入。

“限购之后花乡的销量还在涨,但没有一开始那股生猛劲儿了。”李林告诉未来汽车日报,那时,线下二手车商的投资回报率已跌破30%。据王彪回忆,限购前一辆车的周转周期约20天,限购后时长增加了近一倍,直接导致仓储和人力成本上升。

花乡二手车市场的主要收入来自车位租金、物业管理和过户手续费,受行业变化影响不大。但从去年年底开始,过去转租出去价格动辄翻好几番的车位,大多数是“平着出手”,原本至少50万到100万元的摊位转让费也“基本没了”,就连过去站满马路边的“车虫”也少了很多。李林清楚,这意味着花乡这个场地的价值下降了。

据李林透露,2002年,北京市几乎全部二手车交易都在花乡,5年前花乡还能占据北京交易量的一半。从2014年开始,花乡的交易量虽然也在涨,但在全国二手车市场中的占比明显下降。如今,北京一年过户40万辆二手车,在花乡市场交易的顶多12万辆。

李林告诉未来汽车日报,近年来,二手车行业的从业人数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净增长,“前几年有段时间涨得很猛”,交易量增速却由过去的平均15%下降到3%至5%。蛋糕还在增长,但分蛋糕的人多了,利润被摊薄了。

正如张帅所说,花乡就像过去的小商品市场,在淘宝横空出世后迅速衰落。汽车之家、二手车电商等全新业态的出现,被视为二手车行业的“淘宝”。李林则认为,日益没落的花乡,正在经历“去中心化”的缓慢过程。

车源分散、资金需求量大、多元变量共存等特点,决定了二手车市场以碎片化为主的行业格局。目前,在美国、日本和中国的二手车市场,独立经销商均是主要销售渠道,占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一年卖120辆车以下的小公司,占中国二手车市场整体交易量的80%到85%。

据优信二手车公布的数据,美国有1.6万家授权经销商,其中最大的代表主机厂的品牌一年卖23万辆车,只占整个美国市场不到1%的份额。最大的独立经销商Carmax去年卖了72万辆车,仍然只占美国市场不到2%。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累计完成交易二手车1382.19万辆,同比增长11.46%,交易金额8603.57亿元。其中,交易量排名第二的优信交易量超过80万辆,占全国二手车交易量的5.7%。

优信集团首席战略官井文兵在公开演讲中承认,优信始终没敢去“革车商的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数分散的中小车商仍将占据市场主流地位。

“在这个碎片化的行业里,垄断是不会持续很久的。”李林告诉未来汽车日报。

江湖规矩

曾开过网吧的张帅,是第一批把小广告“贴”到网上的二手车商。

2005年,在老家东北做二手车生意的张帅注意到部分网站出售广告位,便敏锐地嗅到了商机。凭着一身孤胆和对二手车市场的熟悉,他花十几万买了一个尾号6个8的手机“靓号”和近10个网站的头条广告位,打出了“高价回收二手车”的网络广告。

这是张帅职业生涯中一次巨大的赌博,他赌赢了。自那以后,他经常接到个人卖家的电话,通过QQ、论坛等方式初步了解车况后,便踏上前往全国各地收车的旅程。

彼时,互联网的触角已悄然覆盖到了自成生态的花乡二手车市场。

据李林回忆,当时汽车之家到花乡做地推,帮车商拍照后挂到网上,免费给车商们打广告,但“傲得不行”的车商并不配合。“没几个人愿意挪车,照片也拍得很难看,没法用。”

王彪也曾对互联网卖车嗤之以鼻。对他这样的散户而言,二手车电商是在“抢食”,通过互联网打广告卖车则“像是在收保护费”。但随着在网上投放广告的车商生意越来越好,他不得不改变看法:“别人都在网上打广告,都把车卖给平台,你不这样做早晚完蛋。”

老刘头在2015年退休。他无法适应互联网渠道的蓬勃发展,承认自己“跟不上年轻人了”。但越来越多车商,选择了顺应时代大潮。

李林注意到,近几年花乡很多小老板早上6点半就起床出门拍车,下午4点半到5点也不接客,专门用来拍照。他们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早上和下午光线好,拍出来照片效果出色,轮胎要向右打15度,“显得这个车有动感”。张帅每年在汽车之家等网站投入约50万元广告费,为了把车拍得更好看,他还专门找人培训员工。

二手车电商巨大的引流作用,导致花乡的个人买家数量锐减,车商对市场的依赖逐步降低。

李林曾作过统计,互联网普及前,二手车商每卖出10辆车,有七八辆是市场集聚效应带来的客户,但现在只有两三辆来自市场。其余的客源,30%是通过互联网引流,30%是回头客,剩下的以熟人介绍为主。

一位二手车电商平台内部人士告诉未来汽车日报,二手车电商平台的出现为线下二手车商提供了更多选择,信息互联网化也提高了二手车的流通效率。比如,在平台帮助下,山东的车商可以将客户范围从本地拓展至云南甚至新疆,“二手车会变得更好卖”。电商对物流的整合也缩减了二手车商的交易成本,通过网上看车、下单来减少车商的通勤差旅开支。

在他看来,二手车交易的互联网化,无形中逼迫线下二手车商转型,也加剧了车商的优胜劣汰。能用好互联网这一渠道的车商,生意自然更好。

此外,对于二手车交易过程中备受关注的车辆质检环节,部分二手车电商也在推动其规范化和透明化。优信在每笔交易过程中都会进行3次标准化的车辆质检,并用视频整个质检流程并发送给用户。据优信内部人士介绍,目前优信一线员工已覆盖国内几乎所有大中型二手车市场,单次车辆检测时长均在半小时以上。

未来汽车日报获悉,目前部分二手车电商已在申请5G商用牌照。这意味着,“只要有车源,可能以后车商在山沟沟里也能卖车了”。

旧的在消亡,新的在增长,整个二手车行业进入了剧烈动荡的洗牌期。李林觉得,等新车价格稳定了、资本冷静了、行业规矩了、电商也不闹了,整个行业或许会趋向稳定。那个时间点也许会是2023年。

但至少在目前,技术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互联网只是个工具。别把工具神话了”。

在王九洲看来,二手车电商“就是来分蛋糕的,市场并没有因为他们而变大”。他甚至认为,“二手车电商就是二手车交易中最大的中间商”。

二手车电商宣传的价格透明、质检标准、维护消费者权益等优势,也屡屡遭到线下车商质疑。李林告诉未来汽车日报,部分电商平台收服务费或赚差价,披露虚假车况信息,这是因为“压力大,钱不好赚,往往会胡来”。

李林记得,他2008年在花乡任职期间,二手车年过户量约30万辆,市场方接到的投诉约1500起,其中大部分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真正闹上法庭的只有15起。毕竟实体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会受到市场方和工商部门的监管。反而是二手车电商,占到了目前整个行业投诉的五成以上。

更何况,二手车商卖车的渠道早已不局限于市场或电商平台。

有人做起了“微商”,把每年四五十万元的汽车之家广告费花到了老顾客身上,带他们游山玩水,请他们发朋友圈宣传,“把客户变成宣传者”。有人在快手上直播卖二手车,“能说会道的车商自己播,嘴笨的就请人帮忙,卖出去一辆就给人刷多少钱的礼物”。据王彪介绍,目前花乡里已涌现出不少快手网红。

张帅的公司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改变了策略,收车价格下限从200万元降到50万元,做起了中端豪车的生意。对他而言,加强库存周转率,盘活现金流是最重要的。有人只租两个车位倒腾车,“每月整个三五万块,够花就行了”。王彪则在考虑自己什么时候会“金盆洗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下个月,像老胡那样去做代驾,或者回老家张家口开个小饭馆。

老一辈的60后车商大多选择退出江湖,将生意交给了子女。耳濡目染之下,大部分“花乡二代”经营得还不错。更有生意头脑的年轻人则通过卖高端车结识一群富二代,转行投资游戏或房地产。

在这个充满草莽气息的二手车江湖,有钱和有资源不代表一定能成事。在李林看来,这个行业需要精细化操作和工匠精神,更需要从业者爱惜羽毛,学会敬畏和尊重传统行业,“不要老用互联网那套东西投机取巧,不是所有东西都适用于互联网方法论”。

无论是现在的花乡,还是下一个花乡,这里仍然是最原始最残酷的生意江湖。“做生意做到最顶尖是做人。”李林总结道,“中国的生意之道,不是冷冰冰的互联网可以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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