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和林徽因为什么不和睦（钱钟书写文暗讽林徽因）

钱钟书与杨绛

北京总布胡同3号，在1930年后，是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的新家。

从此，这个新家的客厅，成了20世纪30年代国内文化名流的聚会场所。

而且这处住所，还引发了20世纪文化界两段知名的“公案”。

其中一个是，作家冰心，曾经写文《太太的客厅》，由此引发了冰心和林徽因的恩怨。

另一个则是钱钟书和林徽因之间，因为猫而引发的纠纷。

事实上，钱钟书和林徽因，无论是在年龄还是学术层面，并无太大的交集。

其两家为邻居一说，也仅仅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年，钱林二人同在清华教书。

至于两家在当时是否真的为邻居，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林徽因与梁思成

不过，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散文中，曾提及过丈夫钱钟书打邻居家猫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连杨绛都看不下去。

用钱钟书当年所写小说《猫》的第一句来说，就是“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杨绛散文的字里行间，表明钱钟书所打的猫，是林徽因家的。

于是乎，一些没有去梳理时间且不明就里的后人以为，是钱钟书与林徽因“猫战”在前，而后钱钟书写了《猫》来嘲讽林徽因，以至于两个人彼此间开始相互厌恶。

可事实并非如此。

为何林徽因家里会引发两段“公案”？

其中一段还让后人以为钱林二人有很深的过节？皆因当时进出总布胡同林家的人，往来无白丁。

那是1930年的秋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原本受到张学良的邀请，前往东北大学任教。

但彼时林徽因肺病发作，她便离开沈阳回到北京静心疗养。

刚到北平的时候，林徽因暂住在大姑姐梁思顺家，后来便搬到了东城区的米粮胡同独自居住。

因为觉得这里的院落格局太小，其后才又搬到了总布胡同3号。

这是一处有两进院落的大四合院，前后大大小小一共有四十多间房子。

所以，不但主人完全够住，就连自家来了亲戚以及日常的仆人佣人，也完全够住。

然而，这处院落成为林徽因新家的第三年，《大公报·文艺》的9月27日第2期至第10期，就刊登了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

小说的作者，正是和林徽因同乡的冰心。

冰心文中所指的“太太的客厅”

文章开头就这样写道：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的一个“沙龙”的主人。

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

小说看似白描，但从头至尾充满了浓浓的嘲讽意味。

文中的太太，是一个“整日受男人环绕，并且爱出风头”的女人。

出入客厅的，则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以及外国的风流寡妇。

彼时，担任《大公报》副刊编辑的，正是如日中天的小说家沈从文。

他不会看不出这篇小说的影射，因为在现实中，他也是林徽因家客厅里的常客。

梁思成胡沈从文

当然，更让人认定冰心就是在影射林徽因的缘故，是因为徐志摩生前在林徽因香山疗养期间，曾不间断对其探访，以至于在文化人的圈子里传出了不少流言蜚语。

最终，冰心的想法落于笔端，即使她并没有影射之意，但挡不住看到的人会对号入座。

但是接下来事情的走向，似乎就有些戏剧性了。

有人认为，编发了这篇小说的沈从文，向彼时正在山西做文物考察的林徽因，传达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信息。

而后出人意料的是，林徽因给冰心邮送了一坛山西老陈醋。

这件事情的戏剧冲突性立刻显现了出来，林徽因的指向是不言自明的，她送醋的举动，确实是认为冰心是在影射自己。

冰心和林徽因早年留学时合影，当时两人还未决裂

不过林徽因在情绪上似乎并没有爆发，只是通过送醋的方式向外界表明，写这篇小说的作者是因妒生怨，醋意浓浓。

这件在文人圈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公案，看上去有爆发的趋势，只是后来事情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至于冰心文中有没有在影射林徽因，她想要表达的思想又是什么，长久以来也一直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思想上相对传统的冰心，看不惯林徽因生活中的诸多做派。

尤其是结婚后，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女性不应该与其他男人有任何的关系或者纠葛。

但是很显然，林徽因的生活中，一直充斥着其他男性的身影。

林徽因家中的文艺沙龙

虽然这些人与林的交往仅限于友谊或学术层面，但在持有传统观念的人看来，林的做法是非常不妥当的。

所以，才有了冰心这篇文章的问世。

假如说冰心真的是在影射林徽因，那么她想表达的思想以及她自己所持有的观点，和林徽因自己的思想观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换言之，两个人根本不在同一个思想区间，相互不理解是必然的。

不过，晚年的冰心也曾提及这起公案，她说自己当初其实是在影射陆小曼。

时过境迁，究竟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后人永远不得而知了。

这件事掀起的涟漪，人们或许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该过去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1945年的时候，钱钟书的《猫》发表了出来。

林徽因与儿子梁从诫，女儿梁再冰

读者蓦然发现，这篇小说，和12年前冰心的小说几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相比前一篇，这篇的用词和用意更为毒舌。

在钱钟书的这篇小说里，他影射人物的范围，似乎更是大而化之了。

作家萧乾，也即是后来翻译《尤利西斯》巨著的人，可在彼时，他还只是一名青涩的文艺青年。

萧乾在1933年秋天的时候，小说《蚕》恰好也发表在了《大公报·文艺》副刊。

于是在这之后，沈从文将这名文艺青年，带进了总布胡同里，那间有名的太太客厅。

多年以后，萧乾都自认为，当时受到邀请后感到坐立不安，老早就准备好了当天要穿的蓝布大褂和一双旧皮鞋。

在林徽因的家里，他表现得更是有些受宠若惊。

北总布胡同3号院，梁思成和林徽因曾于1931-1937年在此居住

于是，萧乾的这副样子，被钱钟书写进了《猫》里，小说中的大学生齐颐谷，去见李太太的时候甚为窘迫。

钱钟书在文中提及，齐颐谷平日与寡母相依为命，毒舌的老钱，似在调侃萧乾是遗腹子。

至于沈从文，在小说被写成了作家曹世昌，钱钟书在小说中更是直言不讳地写道：

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

钱钟书在小说中这么落笔，差点就直呼沈从文的名字了。

此外，文中似乎还影射了林语堂和周作人，后者更是殷勤地为李太太家的猫起名字。

至于文中的主角李太太，钱钟书将其描写为八面玲珑，以衬托的丈夫李先生庸碌无为。

他还在书中直言李太太“皮肤黝黑，甚至为了拉双眼皮，不惜漂洋过海去日本”。

没有证据表明，钱钟书与林徽因有私人过节，但同样也没有证据能表明，钱钟书的这篇文章就是在影射林徽因。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十几年前的冰心就曾写过类似的文章，那时的人们已经普遍认定冰心是在影射林徽因。

如今，钱钟书写了一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章，虽然在事实逻辑上难以将两篇文章直接划上等号，以证明其就是在影射林徽因。

但是在感情逻辑上，这前后出现的两篇小说，并非是彼此孤立的。

因此从感情的角度来看，钱确实在影射林。至于钱钟书为何这么做，恐怕不是冰心此前的那种想法。

有人推测，钱钟书通过这篇小说想要表达的是，讽刺挖苦那些在抗战期间逃亡的知识分子。

于是，林徽因家的客厅，就成为了钱顺手拈来的模板。

值得一提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发表后，林徽因始终保持了沉默。

因此，关于太太客厅的公案，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至于后面发生的“猫战”，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了。

彼时，钱钟书夫妇和梁思成夫妇共同任教于清华大学，有后人说两家在此期间成为了邻居，其后因为猫的缘故，便发生了一段纷争。

病中的林徽因

钱钟书爱猫是人所共知的，他家里养着一只叫“花花”的猫，体型较小，十分惹人喜爱，钱钟书日常也十分呵护自己的猫。

而林徽因的身边，此时也养了一只猫，但是相比钱钟书体态娇小的花花，林的这只猫体型硕大，这只猫同样被林徽因视为掌上明珠。

原本养猫的两家人并无直接纠纷，也无意制造纠纷，但是猫会。

钱钟书的花花太过于玩闹，经常溜出家门在附近转悠，有时候还会进入别家的屋子里制造麻烦。

只是每当进入林徽因家里的时候，花花似乎每次都是狼狈而逃。

毕竟体型上不占优势，花花经常在和林徽因的大猫打斗中吃亏。

而且，花花有时候还在林徽因家里制造混乱，甚至把一些碗碟踢落在地。

气不过的林徽因，就会拿着笤帚驱赶它。

这些，恰巧都被钱钟书看在了眼里。

于是，爱猫的他决定给自己的花花报仇。

他准备了一根棍子，随时准备替自家的猫出头。

只要听到两只猫在外面打架，他就会气势汹汹地拿上棍子，把林家的猫赶跑。

看着那只肥猫惨叫着从自己身边逃走，钱钟书才感到无比舒心。

时间久了，妻子杨绛似乎也看不下去，于是就劝丈夫要大度一些。

而劝丈夫的话，正是1945年钱钟书所写小说的开头：“打狗要看主人面，打猫就要看主妇的面了。”

这些逸闻趣事，事实上都是杨绛晚年的散文中，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

至于当年的情况究竟如何，外人肯定是不知道的。

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岳、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梁再冰及梁从诫（两小孩）在昆明西山华亭寺

所以梳理下来不难看出，钱钟书和林徽因之间，除了那篇发表的《猫》，让人浮想联翩之外，其他在生活和工作方面，两个人乃至两个家庭，事实上并没有频密的交集。

至于说钱钟书和林徽因究竟有没有嫌隙，那就得问当年经常出入总布胡同3号，林家客厅里的那些人了。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早已逐一故去，多年以前的八卦轶闻，也就难以证实了。

林长民林徽因父女合影

不过在后人眼中，名人的逸闻趣事，总是最好的八卦谈资。

拂去历史的尘埃，事情的真假究竟如何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发现，这些有学问的知名人物，生活中与普通人其实并无区别。

他们有自己的喜怒，也有人际交往中的亲疏好恶。

正视这些轶闻，事实上，会让很多历史人物，形象变得更为立体和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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