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语文精选（品味民国语文的真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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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民国语文的真味道

语文，是交流的工具。语文是百科之父。语文具有工具性作用。学习语文，要把它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什么学语文 ?

第一。语文是工具学科，学习它，是为了更好的语言交流。学好语文，才能更好的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第二。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语文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所以学习语文，是为了继承祖国的传统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

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信息传递，感情的表达，如何把这些表达得，更确切，更准确，这一切都源于语文的学习。所以，语文的作用是能够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更好的增进信息，情感的交流。没有语文，我们个人，很难更好的发展，没有语文，社会发展就会成为一大障碍。

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仅从可供考证的殷商甲骨文的习刻算起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但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汇经、史、哲于一体，熔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于一炉，集伦理道德、文化知识甚至自然常识等教育于一身的“大语文”教育体系。学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始于1904年“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它是第一个在全国推行的学制。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课程设置：初等小学堂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字两门课程；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两门课程。其中，“中国文字”的课程宗旨是：“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从听、讲、读书、作文几个方面提出对学生的要求。

1911年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总长，中国的语文教育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废止“讲经读经”科,阅读教学正式脱离经学；二是将“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合称，并正式定名为“国文”科，较全面地反映了语文学科的内容。

1912年，民国第一个“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学制中指出小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中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这一时期的文学教育调整了工具性指向，加重了文学性内涵，使工具性和人文性趋于平衡，为今后语言和文学的摇摆、偏向和分科教学作了铺垫。

1915年，新文化运动给语文教育带来崭新的气息。这一时期，语文教材的编制，除在形式上文言、语体兼采外，选文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文学作品和白话议论文被大量选用，如鲁迅的短篇小说，郭沫若的新诗，周作人的散文小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的论文、讲演等。外国译文《卖火柴的女孩》等首次用作教材，即使是文言文，也扩大了选材范围，把近人梁启超、蔡元培的文言作品及古人的文言说明文选入课本。这些教科书反映了“五四”运动的实绩,在宣传“五四”时代精神、反帝反封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界对语文的教育目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时，有人把教育目的分为“主目的”和“副目的”:主目的，是对语言、文字(文章)的理解、领会和发表能力的培养，即教会学生具有听、读、说、写的能力；副目的，则是在实现正目的的同时，获得知识，涵养德行，养成良好的习惯和趣味。主目的强调的是国语国文的工具性，副目的强调的则是其教育性。[1]朱自清提出：“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应分轻重的，但在论理上，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2]

“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3]

纵观现代教育发展史，作为晚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介，民国教育承前启后，奠定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基础。如果将近百年作为一个时段，那么，站在这条时间之河的下游，回溯河的源头，我们会发现——它就像长江源头的一泓清泉，散发出清新怡人的气息。

原来，语文的“真味”就在“听说读写”的朴素追求里。

从民国大师们的身上寻找“真味”

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并说：“回过头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和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被称为“世纪之问”。

今天，我们在为“真语文”上下求索，骨子里免不了带有某种对民国语文教育里，那深厚的人文意识的一种眷恋与渴望。那些民国教育时期的文化大师们，他们是何等地凛凛而有生气，朗朗各具风神，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他们特殊的知识结构与眼界。

据记载，20世纪20年代在世界教育研究重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多大一百六十余人，而同时期哥大师范学院学生总共有五千多人。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张彭春、陈鹤琴等均在该校学习过。这批留学生所修学科有教育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乡村教育、家事教育、师范教育、教育心理学等，几乎囊括了现代教育的所有学科。[4]

正是这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后，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而这股热情不但表现在“走出去”，还表现在“请进来”。自1918年以来，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泰戈尔等一批著名学者曾经访问我国，通过演讲以及与我国知识界领袖们和学生们接触，他们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说：“那时的中国处于一个之前和至今都没有再出现的时代——一个全世界知识分子都纷至沓来的时代。”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时期，学术思想活跃，大师辈出。虽然他们个性迥异，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甘醇清冽的语文“真味”。

遥望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有一次，他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给学生讲课时，喜欢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讲到高兴处，就突然止步，含笑面对学生。他给学生上作文课，强调作文就是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有一回上课，他给学生出的作文题是《今天的午饭》，学生交上来后，他认为有一篇写得比较好：“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他以此文为例，告诉学生作文要曲折，要有回味的余地，就像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据他的学生何兆武回忆说：“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为之动容。”

还有“北大狂儒”辜鸿铭，有“三疯子”之称的黄侃，对学生极其严厉的鲁迅，从不批改学生考卷的钱玄同……这些民国大师，个个学贯中西，个性凌厉。他们不仅从文学的视角，还从历史、经学等各个不同的学科出发来审视语文教育问题，向语文教育“灌注智慧”，这极大地丰富了语文教育，也使语文教育具有了开放性的特点。虽然民国时期的素质教育没有像现在这样提得大张旗鼓，但他们在当时的教育大环境和中外教育交流影响下，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素质教育，这就使得语文教师和学生不那么急功近利，为考而教，为考而学。

和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他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5]

原来，语文的“真味”来自教育者深厚的学养和内心的修为。

从民国纷繁的教材中寻找“真味”

语文教育及其背后更深广的母语教育，是一个不会也不应过时的话题。近一百年前的国语老课本，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共和气象，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风。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3套小学国语课本编写于不同的年代，折射出上世纪前半叶汉不同阶段的语言风景，以及母语自我更新和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在西方儿童本位和兴趣主义的影响下，各书坊编印的小学教科书取材多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力求贴近儿童学习心理，大量采用寓言、谜语、笑话、传说、故事、儿歌、民歌等儿童文学形式，激发学习兴趣，并以精美的图画拓展儿童的想象，培养儿童的美感。中学教科书随新文学作品语言形式与内容的更新，选用的体裁和题材也日趋多样化：除诗歌、白话小说、话剧外，实用性文体如杂感、随笔、短评、速写、日记、书信等都在课本中争奇斗艳。

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小学初级学生用）。这套读本的字体选用颜体楷书，结体方正，笔力雄健，富于阳刚之美，即所谓“颜筋”。在印刷史上，颜体也是自宋以后的主要印刷体。可以想见，儿童日日面对这样的国语课本，天长日久，入之于眼得之于心，执笔写字自会受其熏染，其作用相当于书法字帖。

而《开明国语课本》为丰子恺先生作图，质朴自然，充满童趣，一副大家气派，与叶圣陶先生编写的课文相得益彰。相比于今天满纸卡通人物的彩色小学课本，老课本只有黑白两色，却别有一种平和、朴素之美，让人想起意境悠远的中国水墨画，想起中国乡村的白墙黑瓦，便觉一股扑面而来的中国气韵。

老课本将中国文学之美、书法之美和绘画之美融于一体，在装帧设计上不照搬当时西方教科书，而是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创造出极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国语教科书的样式，比之传统私塾读物大大前进了一步。儿童使用这样的国语课本，得到的不仅仅是母语能力的提高，还有对中国书法、绘画的欣赏能力，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审美观——属于中国人的审美观。这样的课本，其内涵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国语。

《开明国语课本》的编者叶圣陶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开明老课本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如《开明国语课本》上册第68课《绿衣邮差上门来》：[6]

绿衣邮差上门来，送来小小一个袋。什么东西在袋里？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你想是什么？说来给我听。

短短几句话，给信以生命，给信以情感，给信以色彩，真的把“信”写活了。再看第69课《一封信》：

先生：你要我写信。现在写一封信给你。我在家里看书。又写一张字，画两张图。我用心看，用心写，用心画。妈妈洗了衣服，我帮助他折衣服。客人来了，我捧茶杯敬客人。写完了。你看这封信写得像不像？黄小云十二月八日

一共85字，通篇模仿儿童的口气，真切生动，平实自然，将一个孩子在家里的生活情景进行了白描式的叙述，字里行间散发着一股清新向上的气息，流动着编者的温情与暖意。而从写作的角度，“写什么”和“怎么写”尽在其中。这样的课文，儿童反复诵读，关于写作的要领，自然心领神会。

开明老课本的编者叶圣陶先生又说：教材合于语文训练，“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

这些民国老课本的编者有一特点，多为当时的文化大家，如蔡元培、张元济、王云五、顾颉刚、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陈鹤琴、陆费逵、庄俞等。他们一方面有坚实的旧学根底，深谙传统之道；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思想，能开风气之先。他们之所以愿意俯下身来，不辞辛苦为孩子们编写国文、国语课本，其原因在于小学课本是一个民族的奠基工程。因此，老课本处处教人看到编写者“奠基”的用意：奠常识之基，奠审美之基，奠伦理之基，奠人格之基，奠传统之基，而最终奠民族精神之基。

原来，语文的“真味”在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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