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出兵北伐决定正确吗(关羽大义归天在哪一天)


关羽出兵北伐决定正确吗(关羽大义归天在哪一天)(1)


“关羽大义归天在哪一天?”一直是很多关公信仰者关心的话题。但历史以来,对于此话题的专门研究较少,一是“为尊者讳”,关羽生前正直忠义,义勇无敌,死后成神入圣,朝廷褒封不断,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庙祀无垠,九州无处不焚香。所以这类话题往往谈之较少。

二是史书语焉不详。研究关羽传记最主要的参考史书《三国志》作者陈寿在《三国志·后主传》中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使得关羽传记行文较为简略,虽有裴松之的注解,依然难窥全貌,遗珠之憾在所难免。只有考之其余传记史籍,综合推演,不足之处,留后补全。

案《三国志·吴主传》:“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斩之,遂定荆州。”

关羽被害于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史书已有定论。然关羽被害于十二月上旬?中旬?还是下旬?史书没有明文记载,如果先考证出关羽遇害于上中下旬,抽丝剥茧,对于考证关羽大义归天的日期才能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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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关羽北伐襄樊说起。

北伐襄樊是关羽人生之中最为辉煌的巅峰时刻,史书称之“威震华夏”。襄樊之战,是东汉末年最后的一场大战,其参与人数、名将之多,战争节奏、变化之快,敌我态势、人性险恶之复杂,对魏蜀吴格局影响之沉重、深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关羽北伐襄樊初期,一路奏凯,围樊城、困襄阳,擒于禁、斩庞德,当时的国都,汉献帝所在的许昌周边、许昌以南的武装力量都纷纷起义,遥受关羽印信,与关羽荆州军遥相呼应,互为支援。

关羽直抵许、洛,兴复汉室的希望,已克日奏功。元代大儒郝经《重建庙记》云:“独昭烈帝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尽心复汉,无心代汉。汉统卒,归之袁氏徒为僭伪,曹氏徒为篡窃,孙氏徒为偏霸,竟不能以有汉。初,王及车骑将军飞与昭烈帝为友,约为兄弟,死生一之。及昭烈取益州,留王镇荆州,独当一面,犄角蹙操。昭烈取汉中,王威镇许、洛,几复汉矣。不幸而操、权合谋以图王,王死而曹氏篡。昭烈与飞出师伐权以诛仇,飞死而帝崩。始则王与飞以死事昭烈,终则昭烈与飞以死报王。呜呼!仁之至,义之尽也。”

北宋末成书的《百战奇略·第三卷·交战》云:“三国,蜀将关羽,围魏曹仁于樊,魏遣左将军于禁等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北,以避其锋。”

唐代赵蕤《反经·格形》云:“初,关羽围樊襄阳,曹操以汉帝在许,近贼,欲徙都。”

《三国志·关羽传》云:“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三国志·满宠传》云:“满宠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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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态势,围点打援,乘势而进,步步为营,扩大战果,目的不是为了一城一地,而是为了天下义士连成一片,共讨曹操篡逆,兴复汉室天下。

早在北伐襄樊前的两年间,关羽已在秘密筹备,联合许昌内的忠心汉室的官员,以期里应外合,解救汉献帝之困境。《三国志·武帝纪》云:“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其中所引《三辅决录注》:“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时关羽强盛,而王在邺,留必典兵督许中事。”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魏王操使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太医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谋杀必,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

建安二十三年冬十月,南阳宛城守将侯音据城反叛,与关羽连和。宛城是南阳盆地腹心,南阳郡的治所,史称“水通荆襄,陆通汝洛”,离许昌不到200公里,是许昌的战略屏障。

建安二年正月,曹操率军讨伐张绣,张绣率部投降。曹操纳张绣族叔张济遗孀邹夫人为姬妾,又拉拢张绣部下胡车儿。张绣在谋士贾诩建议下,突然反叛,奇袭曹操之营,曹操虽然逃脱,但典韦、长子曹昂和曹操的侄子曹安民一并战死,成为曹操一生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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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曹操得知宛城侯音反叛消息后,立即命屯驻在樊城的曹仁出兵围困宛城,建安二十四年正月,曹仁斩侯音、屠宛城,侯音之乱遂平。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围宛。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

《三国志·魏书·曹仁传》云:“侯音以宛叛,略傍县众数千人,仁率诸军攻破音,斩其首,还屯樊,即拜征南将军。”

《曹瞒传》记载:是时南阳间苦繇役,音於是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南阳功曹宗子卿往说音曰:“足下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吾与子共戳力,比曹公军来,关羽兵亦至矣。”音从之,即释遣太守。子卿因夜逾城亡出,遂与太守收馀民围音,会曹仁军至,共灭之。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云:“南阳吏民苦繇役,冬,十月,宛守将侯音反。南阳太守东里衮与功曹应余迸窜得出;音遣骑追之,飞矢交流,余以身蔽衮,被七创而死,音骑执衮以归。时征南将军曹仁屯樊以镇荆州,魏王操命仁还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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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三年,曹操派陆浑长张固征招壮丁,百姓惶俱,孙狼等乘机发动起义,杀县主簿,攻破县城,张固带着十几个官吏逃得胡昭住所。孙狼便带领造反的乡民南下投奔关羽。关羽授给孙狼印信,给其兵器,令其回到陆浑,扰乱曹操在洛阳许昌的统治。孙狼回到陆浑南边长乐亭时,订立誓约:“胡昭是贤士,不能回去找胡昭的麻烦!”

《三国志·胡昭传》:“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民孙狼等因兴兵杀县主簿,作为叛乱,县邑残破。固率将十余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遗民,安复社稷。狼等遂南附关羽。羽授印给兵,还为寇贼,到陆浑南长乐亭,自相约誓,言:‘胡居士贤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赖昭,咸无怵惕。”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云:“陆浑民孙狼等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

《三国志·关羽传》云:“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三国志·满宠传》云:“满宠曰:‘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

梁在今河南省睢阳县,治所在商丘古城。郏县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陆浑在今河南嵩县东北一带,距离洛阳五十公里。洪河,淮河支流,位于河南省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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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以南,许昌周边,不满曹操统治的起义军,与关羽荆州军遥相呼应,互为支援。关羽以正义之师伐罪曹操,声势浩大,群情激奋,收复许昌洛阳,兴复汉室,也只是数月之间的事情。

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曹操的统治中心邺城发生魏讽谋反事件,在其后院放了一把大火。

《世语》曰:“(魏)讽字子京,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钟繇由是辟焉。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九月,相国锺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曰:“初,沛国魏讽有惑众才,倾动鄴都,魏相国钟繇辟以为西曹掾。荥阳任览,与讽友善。同郡郑袤,泰之子也,每谓览曰:“讽奸雄,终必为乱。”九月,讽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鄴;未及期,祎惧而告之。太子丕诛讽,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官。”

与魏讽同谋反叛曹操的,都是些什么人:王粲二子,刘廙之弟刘伟,张绣之子张泉,荆州名士宋忠之子。王粲曾于荆州依附刘表;刘廙曾被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张绣曾经依附刘表;宋忠也是荆州名士,尹默曾经随他游学。

这些与荆州关系密切的人士,在关羽北伐襄樊,围樊城、困襄阳,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时,共同谋划在魏国都城邺城起事,目的正是为了呼应关羽,与之里应外合,动摇曹操统治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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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兴复汉室的千秋功业,已是尽在眼前。而致使关羽北伐襄樊,兴复汉室的大业功败垂成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孙权吕蒙偷袭荆州,糜芳士仁献关投降,致使汉室江山易手,次年即为曹丕篡位,汉朝至此结束,这不仅是关羽一人之憾事,也是汉民族之憾事!

南宋大儒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六·历代三》云:“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顿得起时,便与坏倒!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且复灭吴矣。权之奸谋,盖不可掩。平时所与先主交通,姑为自全计尔。”

明代大儒方孝儒《关王庙碑》云:“(关羽)左右昭烈,誓复汉室,此其忠义之气,固足以服天下,而岂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与孔明戮力,孔明治内,侯治其外,汉贼可诛,孙氏可虏,而高祖之天下可复矣。然则侯之存,岂惟蜀人赖之,海内实赖之。无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当为汉民者,皆宜为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废,岂非出于天理民彝之正也哉?”

明代状元钱福《义勇武安王庙碑》云:“呜呼,王之系于汉,非小小也。是时操之贼,有白之者,而权之为贼,未白也。自王首辱骂其使,不与为婚,使人知权之当摈,及权贼王附操,而后其为汉贼者,始不得逃乎天下万世之公议。然操尚知留王以倾权,而权不能留王以支操,非惟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汉室亦大矣。故权之为贼,自王白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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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背盟失信,偷袭荆州,是北伐襄樊,战局急转而下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致使关羽北伐襄樊失败,大义归天的主要罪魁祸首。

《三国志·蒋济传》:“司马宣王(司马懿)及(蒋)济说太祖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於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原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太祖如其言。”

《三国志·张辽传》:“关羽围曹仁於樊,会权称藩,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辽未至,徐晃已破关羽,仁围解。”

《晋书·帝纪第一·宣帝》:“帝又言荆州刺史胡修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并不可居边。魏武不之察。及蜀将羽围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修、方果降羽,而仁围甚急焉。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北。帝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权果遣将吕蒙西袭公安,拔之,羽遂为蒙所获。”

南朝宋时,裴松之受命刊校史籍时,对孙权破坏孙刘联盟,偷袭关羽,失信天下,曾发出肺腑之言:“臣松之云:以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行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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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不愿让关羽势力做大发展,且孙权早有攻取荆州之心,看到关羽北伐襄樊,连连告捷,威名远播,兴复汉室之功指日可待,于是联结曹操,自请称臣,派吕蒙偷袭荆州。

在关羽北伐襄樊,围困樊城时,吕蒙向孙权献计图谋偷袭荆州,此时为秋七月,在擒于禁,取湘关米之前。

《三国志·吕蒙传》:“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

孙权吕蒙为减缓关羽戒备之心,一面令吕蒙托病,年轻陆逊代其职位,卑辞屈下,一面主动要求协助关羽北伐襄樊,却又迟缓懈怠,受到关羽斥责,孙权口蜜腹剑,亲自作书道歉,许诺自己亲自带兵前往相助。

《典略》云:“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

裴松之对此颇为不满:“臣松之以为荆、吴虽外睦,而内相猜防,故权之袭羽,潜师密发。按吕蒙传云:‘伏精兵於舳舻之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权,权必不语羽当往也。若许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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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派遣吕蒙偷袭荆州的正式发兵时间,是在关羽解送于禁七军三万人往江陵,取湘关米之后。即八月之后。“擅取湘关米”只是孙权吕蒙为背盟偷袭寻找的借口。

《三国志·武帝纪》:“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羽得于禁等人马数万,粮食乏绝,擅取权湘关米;权闻之,遂发兵袭羽。”

孙权派遣吕蒙白衣渡江,袭取公安,士仁投降,在十月及闰十月初。徐晃、曹仁战局反转、转危为安,正是因为得知孙权偷袭,开始战略性撤退,此时正是闰十月上旬。

《三国志·武帝纪》:“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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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孙权为牋与魏王操,请以讨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备。操问群臣,群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傥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敕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围里闻之,志气百倍;羽果犹豫不能去。”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桓)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按六军以示馀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关羽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晃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羽围堑鹿角十重,追羽,与俱入围中,破之,傅方、胡脩皆死,羽遂撤围退,然舟船犹据沔水,襄阳隔绝不通。”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关羽遣兵屯偃城,晃既到;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羽兵烧屯走。晃得偃城,连营稍前。操使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与徐晃俱前,馀救兵未;晃所督不足解围,而诸将呼责晃,促救仁。俨谓诸将曰:‘今贼围素固,水潦犹盛,我徒卒单少,而仁隔绝,不得同力,此举适所以敝内外耳。当今不若前军偪围,遣谍通仁,使知外救,以励将士。计北军不过十日,尚足坚守,然后表里俱发,破贼必矣。如有缓救之戮,余为诸君当之。’诸将皆喜。晃营距羽围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飞书与仁,消息数通。”

《三国志·赵俨传》:“诸将皆喜,便作地道,箭飞书与仁,消息数通,北军亦至,并势大战。羽军既退,舟船犹据沔水,襄阳隔绝不通,而孙权袭取羽辎重,羽闻之,即走南还。”

《三国志·吴主传》:“闰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

建安二十四年闰十月初九,钟繇得知曹仁徐晃战事告捷,关羽负伤,上《贺捷表》给曹操报喜,全文:“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险冒寒。臣以无任,不获扈从,企仰悬情,无有宁舍。即日长史逮充宣大令,命知征南将军运田单之奇,厉愤怒之众,与徐晃同势,并力扑讨。表里俱进,应期克捷,馘灭凶逆。贼帅关羽,已被矢刃。傅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祸淫,不终厥命。奉闻嘉憙,喜不自胜。望路载笑,踊跃逸豫。臣不胜欣庆,谨拜表因便宜上闻。臣繇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建安廿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臣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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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亲征江陵,糜芳投降,孙权进入江陵城的时间,是在闰十月。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吕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畳縄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麋芳、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惧。于是蒙令故骑都尉虞翻为书说仁,为陈成败,仁得书即降。翻谓蒙曰:‘此谲兵也,当将仁行,留兵备城。’遂将仁至南郡。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开门出降。蒙入江陵,释于禁之囚,得关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之,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与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慄,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飢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闭以待权至。”

吕蒙进入江陵,将关羽及将士家属扣为人质,关羽投鼠忌器,只能派遣使者与吕蒙议谈,吕蒙施展攻心战术,厚待使者,厚待人质,以此来瓦解关羽部队的战斗意志。

《三国志·关羽传》:“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

《三国志》作者陈寿称关羽:“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张飞传》)

《三国志·陆逊传》:“(吕)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六》:司马师问计于河南尹王肃,肃曰:“昔关羽虏于禁于汉滨,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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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爱民如子,善待士卒,关羽绝不会因个人因素而牺牲军士家属的生命安全,只能暂停战争动作,解决眼下的人质危机。北伐襄樊陷入停顿状态。

《三国志·吕蒙传》:“……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

《三国志·吴主传》:“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馀骑。”

由此而知,兵士解散是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之后,主动地解散军士行为。在孙权吕蒙掳军士家属一个月左右时间,并未发生军士哗变、叛逃现象,可知军士对关羽的爱戴、崇敬之情。

关羽解散队伍,令其军士与家人团聚,自己仅带十余骑突围,体现着关羽“以人为本、大义参天”的人格魅力。

东吴为了防止关羽逃脱,对关羽形成层层包围圈,令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完成了对关羽最后的包围。此时正是十一月份。

《三国志·吴主传》:“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

《三国志·陆逊传》:“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

《三国志·陆逊传》:“逊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色险要,即破晏等,生降得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十一月,汉中王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君长皆降于逊。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击蜀将詹晏等及秭归大姓拥兵者,皆破降之,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屯夷陵,守峡口。”

宜都,秭归、枝江、夷道的攻克,不但断了关羽的归路,而且也阻断了长江上游方向援军的来路。

关羽出兵北伐决定正确吗(关羽大义归天在哪一天)(14)


孙权完成对关羽的战略包围后,即发出命令,“遣将逆击羽”,所谓“逆”,正是迎着关羽败退方向堵截才叫逆。担任“逆击羽”任务的即是潘璋朱然。

《三国志·吴主传》:“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

《三国志·潘璋传》:“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

《三国志·朱然传》:“建安二十四年,从讨关羽,别与潘璋到临沮禽羽,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

“逆击羽”的时间段当在十一月底,孙权完成对关羽的包围圈即开始进行。

查地图,自麦城(今湖北宜昌当阳市两河镇)至临沮(今湖北宜昌远安县回马坡)距离只有92公里,路线较短,可知时间之短促。

《三国志·虞翻传》:“关羽既败,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翻言。”

《三国志·吴范传》:“后羽在麦城,使使请降。权问范曰:‘竟当降否?’范曰:‘彼有走气,言降诈耳。’权使潘璋邀其径路,觇候者还,白羽已去。范曰:‘虽去不免。’问其期,曰:‘明日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时尚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

从《虞翻传》、《吴范传》可以确知,关羽率十余骑从麦城突围,至关羽被擒只是一天、两天时间。关羽被擒的时间当在十二月初。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十一月)关羽自知孤穷,乃西保麦城。孙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馀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斩之,遂定荆州。”

关羽被擒之后,并没有解往江陵,在向孙权汇报战果时,孙权初时想留住关羽性命,用关羽为将,以抵挡刘备、曹操,被群下所阻拦。

《蜀记》云:“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

孙权与幕僚议关羽生死在江陵,杀害关羽在临沮,其自知罪恶难赎,所以虽得活关羽,也心存畏惧,必欲杀之而后快。临沮距离江陵二三百里,议事加往来通联又需数日,裴松之认为,潘璋等人不在擒获时杀了关羽,还有时间议论关羽的生死呢?只是为了向外展示本不愿杀害关羽,又不得不杀,为杀害关羽的正确性找寻借口,绝智者之口罢了。

裴松之注云:“臣松之按吴书: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绝智者之口。吴历曰:权送羽首於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关羽出兵北伐决定正确吗(关羽大义归天在哪一天)(15)


所以在孙权谋划商定,即命潘璋将关羽杀害于临沮。以此时间点推断,关羽大义归天的时间就在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年十二月初七(公元220年1月29日),丁丑月甲寅日。据十二月十七日(公元220年2月8日)庚子年戊寅月甲子日,立春,只有10天。

另依元代巴郡胡琦所编《关羽年谱》记载,关羽卒于:汉献帝建安廿四年十二月初七日。

清代徐观海《圣迹纂要》记叙关羽、关平事迹,记载关羽、关平卒于建安二十四年乙亥十二月初七日。

《广义祀典》、《关圣帝君世系考证》记载:“圣帝姓关讳羽,字云长,出夏大夫龙逢之后,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岁六月二十四日,终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七日。”

道教典籍《关圣太子宝诰》云:“关圣帝君之长子也。名平,字坦之,祖籍山西省河东解梁州常平村宝池里。生於汉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年少时随帝君任事,躬矢石,临阵不离左右,被执於汉献帝建安廿四年己亥岁十二月初七日,同帝君於临沮全忠孝,享年四十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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