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尴尬的几个省会(一个低调存在的省会)

提及福建省,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城市可能是厦门,那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城市。相较之下,福建的省会福州反而不那么有名,是个相对低调存在的城市。

福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而福州之名则始于唐朝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设福州都督府,唐末王审知的闽国政权亦建都于此。王审知的闽国都城形成了日后福州城市的基础,他在西晋太守严高筑造的子城之外新筑罗城和南北夹城,北面横跨越王山,并将南面九仙山、 乌石山围入城中,开凿了绕护罗城南、东、西三面的大壕沟,奠定“三山鼎峙,一水环流”的独特城市格局,从此之后“三山”亦成为福州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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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审知

福州地处福建东部、闽江下游,又是沿海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对福州做了这样的描述:

西阻重山,东带沧溟,南望交广,北睨淮浙,亦东南一都会也。然而延、建诸郡,控我咽喉;福宁一州,扼我项背;兴、泉诸郡,伺我肘腋。扬帆突至,则有海道之虞;逾险飙驰,实切上游之惧。封疆不可凭,山溪不足恃,国门以外,皆战场也。三山之险,诚不在近郊,而在四境矣。

“国门之外,皆战场也”,既然军事地位如此重要,故而福州“历代皆为藩镇重地”。南宋末年,临安为蒙元军队攻陷之后,福州曾经短暂作过南宋政权的行都。明末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和黄道周拥戴下,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权,以福州为福京,称天兴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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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武帝

清廷扫荡东南,一统天下之后,废除福京的京府级别,行政建制恢复到明朝旧制,也考虑到“福州以兵事开国,故军制特详。郡会之地,将军特镇,节使交驻,执秩拱稽,体势严重,而且环山滨海,制在防险”。

清代福州的行政地位较为特殊,它不仅是福建省的政治中心,又与闽浙总督驻节息息相关。顺治二年(1645),清廷将福建、浙江两省合并为统一行政管理区,设置闽浙总督,初称“总督闽浙等地方提督军务粮兼巡抚事”,驻福州府,兼辖浙江。次年,闽浙总督改驻浙江衢州。至顺治十五年,闽浙两省复行分治,各自设立总督,闽督驻于漳州府,浙督驻于温州府。康熙十一年(1672),闽督再移福州府,二十六年复改福建总督为闽浙总督。

此后雍正五年(1727),闽浙再度分设总督。至乾隆三年(1768),闽浙两省又行合并,闽督仍驻福州府,闽浙总督节制福建、浙江两省的行政管理机制最终确立。尽管这一时期闽浙总督的设置几经分合迁移,但是福州一直保持了其作为福建省政治中心的地位,这一地位对其之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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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总督府

福州与云南的昆明一样,有督抚同城的问题,除此之外,福州不仅是福建巡抚衙门和闽浙总督的驻节之地,还是福州将军的驻守之地,以及闽县和候官县两个县衙的所在之地。城市规模并不大的福州城,麇集了那么多的衙门,不仅有“省布政使、按察使、盐道、粮道、学政”等职责官员,还容纳了“数量众多的等候具体任命的候补官员”和“从全国各地的官府衙门退休还乡的前官员”,福州也理所应当地成为闽浙台地区的权力核心。

清初,由于明郑政权在台湾的事实存在,清王朝执行了非常严厉的海禁政策,尤以福建为甚。在清廷看来,郑成功政权“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物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自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施行了长达24年的迁界禁海政策,以杜绝“滨海各处奸民商贩,暗与交通,互相贸易,将内地各项物料供送逆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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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郑政权的影响范围

沿海人民数千年来,都赖海洋为生,即便再严厉的海禁政策也阻挡不了民间的走私冒险,康熙帝自己也说“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所以在台湾郑氏政权投降清廷之后,朝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下令重开海外贸易,其理由无外乎是“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事实上,多年海禁对闽粤沿海经济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闽粤军政开支都长期依赖“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甚至成为内地省份经济发展的累赘。

在海禁取消的背景下,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地区成立了四大榷关,即闽海关、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据乾隆朝《福州府志》记载,“督理闽海关署,在府城外南台中洲,国朝(康熙)二十三年设。雍正二年归并巡抚管理。雍正七年复设。今并归镇闽将军兼理,衙署仍在旧地”,“每年额银六万六千六百两”。

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在厦门设立闽海关分支衙门抽税。由于厦门经济和外贸发展迅速,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闽海关钱粮,厦口居其过半,年征税银十万五千余两”,隐然有超越福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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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闽海关税务司公馆

闽海关的设立并没有像粤海关那样刺激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直到晚清开埠之前,福州地区,乃至整个福建一省,经济发展都很一般,尤其是粮食问题,长期依赖台湾调剂。福州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五口通商时代来临之后的事情。

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在与英国进行开埠谈判之时,未遭兵燹的福州却成为开埠通商的焦点。清廷对于福州开埠非常在意,在道光君臣看来,“闽省为滨海岩疆重地,武备甚关紧要”,如果英国商人占据福州,“则既据我腹心,一举动而彼即知,一画谋而彼先觉,诚恐整顿无地,设备无时,而善后亦终难有妙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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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福州

道光帝在给谈判代表耆英的谕令中说:“除福州地方万不可予,或另以他处相易”。但是,英国方面同样看重福州的地理优势,表示“若能如其所请,即当永订和约,不敢再启兵端,不如所请,即行开仗”。万般无奈,清廷最终还是答应了英方要求,“藉作一劳永逸之计”。

根据《五口通商章程》,福州直至1844年7月才正式开放,是五个 口岸中最迟对外开放的。英国商人重视福州,是因为此地靠近武夷山,盛产红茶,而红茶已经成为英国等欧洲国家日常生活的必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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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福州港

大概在1853年,英国商人才迎来了第一批武夷山红茶的输出,此后其势头便一发而不可收,出口量迅速飙升。从1854年起直到19世纪80年代,福州对外的茶叶贸易量一直很大。据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854年,福州口岸出口茶叶为13万担计650万公斤,而到了1856年,这个数字就达到1860万公斤。在1863-1864年度,截至5月31日,福州出口的茶叶量分别是:英国约2000万公斤,澳大利亚约375万公斤,美国约318万公斤,三者相加数量达约2700万公斤。

据统计1871-1873年,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000万元,其中茶叶出口值为5797万元,占52.7%。而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价值又占全国茶叶的35%至44%。也就是说,福州仅茶叶出口一项,就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0%左右。到1880年,福州的茶叶出口贸易达到辉煌巅峰,出口量约为4000万公斤,价值265万英镑,约为4000万元(规元)。至此,福州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茶叶港口”,福州港在全国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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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红茶

由于福州成为福建茶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和茶叶的重要产地,就促进了福州城市的繁荣,在福州从事茶叶贸易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当时茶行里的分工已经非常细致,计有“看更,理茶工人,打藤人,裱箱人,买办,帮买办,管帐先生,报税人,茶楼人等,秤手,装茶人,筛茶人,焙茶人,铲茶箱人,打铅箱人,做茶箱人······”等林林总总达五六十种之多,可见茶市的繁荣景象。

但是,福州茶叶出口贸易的繁荣没有带来福州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中,福州的近代化发展算是最慢的,很多现代市政工程设施都是到了清末民初才出现。茶叶出口贸易成就了福州大港的地位,但是同样也是因为茶叶贸易的衰落,导致了福州城市的没落,单一产品的依赖型经济注定是难以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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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福州地图

其他品种红茶,如安徽祁门红茶、锡兰红茶的崛起,冲击了福建红茶的优势地位,清政府对于茶叶的重税政策、英国资本对于茶叶市场的垄断,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了福州茶叶出口业在19世纪末出现颓势,至1890年以后每年出口仅几十万担。此后的福州茶市尽管依然继续惨淡经营,但再也没能回到昔日的辉煌。福州城也随着茶叶贸易的萧条,也渐渐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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