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到底是汉族人还是蒙古人(日本人的蒙古情结)

在日本料理中,寿喜锅堪称“人气担当”。据说在银座、六本木这样的商业区,吃一顿“靠谱”的寿喜锅,人均要1000多人民币。

因为这些高档餐厅寿喜锅选择的食材,是有着“国宝”之称的日本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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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喜锅

有趣的是,日本人的火锅中,有牛肉、猪肉,甚至马肉和鹿肉,却很少见到羊肉的身影。原因很简单,羊肉浓重的膻味,让明治时期才“自由吃肉”的普通日本人避而远之。

不过,北海道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全日本每年几万吨的羊肉消耗量(猪肉、牛肉都有数百万吨),一半以上都来自这里。

他们不仅喜欢吃羊肉,还“开发”出了一道“霸气侧漏”的“本地特色”——成吉思汗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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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烤肉

除了“成吉思汗烤肉”,“成吉思汗盖浇饭”也是当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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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盖浇饭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北海道与蒙古“毫不相干”,但北海道人为何研发了一系列“成吉思汗料理”?我查了一些资料,跟大家简单聊聊。

“源义经”与“虾夷”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要从源义经开始讲起。

他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悲情英雄”,与同父异母的兄长源赖朝一齐举兵讨伐平家,在源平合战中战功彪炳、威名显赫。

但因为源赖朝的猜忌,二人最终反目成仇,源义经战败,引刀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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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义经

但和中国一样,人们对悲情英雄往往都有很深的执念,民间也经常诞生出各种“英雄不死”的传说——要么出家为僧,要么流落海外,要么归隐山林。

作为日本最具人气的英雄人物,源义经也不例外。室町时代的《御伽草子》中,便有“御曹子岛渡”的记载。

赖朝举兵前,“年青俊秀”的义经从四国的土佐港出发,在“满天神佛的庇护”下,经过虾夷岛,最终到达千岛的喜见城,并与“大王”的女儿结为夫妇。

而宽文十年(1670)出版的《本朝通鉴》(江户时代官方编修的编年体通史)中的“俗传”记载,“源义经在战乱中没有死,而是向北逃到了虾夷(北海道的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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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通鉴

结合 “御曹子岛渡说”与“义经北逃虾夷”的传说,“义经北行说”正式形成。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认为,源义经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北海道。

德川幕府时期,伴随着幕府对虾夷地区的征讨,民间迭代出了“(义经)虾夷讨伐说”。

譬如学者新井白石(1657—1725)所著的《虾夷志》中,不仅记述了源义经流亡虾夷的“史实”,还增加了源义经与虾夷大将女儿结亲,成为“阿伊努王者”的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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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白石,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诗人、儒学学者,

成书于明和七年(1770年)的《源氏大草纸》中,源义经的“流亡之旅”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仅去了虾夷,还去了“鞑靼”,活动路线一下子延伸到了中国大陆。

“源义经”是“成吉思汗”?

进入19世纪,“源义经即成吉思汗”的观点,开始在民间流传开来,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深信不疑。这里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博物学家西波尔德政治家末松谦澄学者小谷部全一郎。

西博尔德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医学世家,以博闻强识著称。

1822年,他前往荷兰做了随军医生,驻扎在巴达维亚,很快引起了总督的注意。次年,被任命为荷兰驻日本商馆的驻馆医生,到达日本长崎的出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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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博尔德铜像

除了日常行医之外,他致力于日本植物、动物和地理学知识的研究,收集到了非常多的动植物标本和文物,并拥有了日本地图。

鉴于这些东西数量实在太多,甚至被幕府怀疑为“俄罗斯间谍”,1829年被驱逐出境,并被命令不得再次进入日本(黑船事件后,他以外交官的身份于1859年再次前往日本,直到1862年)。

不过,西博尔德并未对日本“心怀怨恨”。他不仅向欧洲人热心介绍日本的风土文化和艺术,还埋头著书,先后出版了《日本》、《日本动物志》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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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博尔德收藏的紫阳花压制标本

但是,以严谨治学著称的他,在编纂《日本》一书时,采纳了“义经即成吉思汗”的观点。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即源义经”的观点,此时已深入人心。

他认为,成吉思汗与源义经的“生活年代”比较一致,很多习惯也有“相似之处”。

  • 义经死于公元1189 年,倘若从虾夷进入(中国)大陆的话,应当在1190年左右到达蒙古高原,而成吉思汗“恰巧”在1190 年左右“突然”崛起于蒙古高原。
  • 成吉思汗使用的白色军旗,蒙古和中国(中原王朝)都没有的长弓,与日本贵族“相似”的蒙古宫廷习惯,也极有可能都是源义经带入蒙古的。

总而言之,西波尔德试图通过列举种种事例来证明,“源义经即成吉思汗”。

如果说西波尔德是“成吉思汗即源义经”学说的“开山鼻祖”,那么末松谦澄是这一学说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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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松谦澄

末松有过剑桥留学的经历,是当时日本的精英知识分子,深得伊藤博文的赏识(还做了他的女婿),还做过众议会议员。自明治十一年(1878年)始,他作为外交官被派往伦敦,前后历时11 年。

末松留学期间,周围的英国人普遍认为“日本是大清的属国”,这让他感到十分“郁闷”。

于是,他以“义经北行说”为基础,在参考了手塚律藏(福泽谕吉的同窗好友) 的《浦潮港日记》后,撰写了名为《The Identity of the Great Conqueror Genghis Khan with the Japanese HeroYoshitsune》(大征服者成吉思汗与日本的英雄源义经为同一人)的毕业论文。

坦诚说,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论证“成吉思汗即源义经”,倒不如说是在论证“大和民族也是诞生过世界英雄的民族”。

不过,考虑到“黑船事件”对日本的冲击,这种想法倒也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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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事件

明治十八年(1885年),该论文由内田弥八译成日文,并更名为《义经再兴记》,在日本国内引得了“空前的反响”。

至于小谷部全一郎,则是“成吉思汗即源义经”“学说”的“集大成者”。

  • 他在北海道解决“阿伊努(北海道原住民)问题”的过程中,在得知阿依努人信仰的“オキクルミ”即源义经后,对“义经北行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之后,他以日军翻译的身份,远赴中国满蒙地区“考察取材”,着手调查“成吉思汗即源义经”可能存在的蛛丝马迹。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后,他认为“(源)义经渡过北海道与桦太岛,进入蒙古,成为成吉思汗”,并于大正十三年(1924年)出版了《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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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

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给出了大量“史料”意欲“证明”:

  • 成吉思汗出身于ニロン(尼鲁温)(蒙古)族,即“日之族”。他认为ニロン应该念为ニホン,但蒙古人发音不清楚,遂变成了ニロン,“キャオン(乞颜)氏”即“ゲン(源氏)”;
  • 成吉思汗的名为テムジン(铁木真),可转写为日语“テンジン”,即天神;
  • 成吉思汗的父亲名为エゾカイ(也速该) ,与日语中的虾夷海( えぞかい) 相通,原因是源义经从虾夷海渡过来的事迹,被误传为成吉思汗父亲的名字;
  • 成吉思汗身材“短小敏捷”,嗜好酒色与米食绿茶,长于军事战略,遇到非常之事常常绝食登山向天祈祷,而义经“也有类似习惯”

……

总而言之,以小谷部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一直想通过“重建历史”,让不知真相为何的日本民众深信,大和民族曾经产生过一位“举世无双”的世界英雄——成吉思汗。

主流学者的反驳与“民科”的“胜利”

不过,日本主流学术界,对“成吉思汗即源义经”的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出版后,期刊《中央史壇》立即做出反应。

除了增加以《成吉思汗并非源义经》为题的临时增刊,还组织了日本国史学、东洋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国文学、国语学、语言学的一流学者来反击。

其中,以语言学家金田一京助与历史学家中岛利一郎的批判最为严厉。他们不仅全面否定了小谷部全一郎的“成吉思汗推论”,并将小谷部的“学说”斥作“滑稽与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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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金田一京助,右图为中岛利一郎著《东洋言语学の建设》

日本历史学者江上波夫(1906—2002)指出,游牧民族国家的君主候选人,都是由“氏”与部族首领推举出的。

“君主候选人”除了要拥有勇猛、贤明等资质,更只局限在处于统治核心位置的氏族成员,这样的“规矩”,从匈奴时代开始至成吉思汗时期,“几乎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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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波夫

被兄长背弃的源义经即便真逃到了蒙古高原,但在重视血缘纽带的蒙古部落,一个语言不通的“外来军事天才”,根本不可能有“用武之地”,更别说担任“统治这片土地、征服天下且无任何部落成员提出异议”的“一国之君”了。

但是,《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一书即便受到了诸多学者的严厉炮轰,也丝毫没有影响“成吉思汗极源义经”的传播。该书自问世以来一直畅销,到了昭和初期被不断重印,甚至还出了增补版。

在我看来,这本畅销的“神书”,本质上是日本“过度膨胀”的畸形产物。

明治维新后,日本富国强兵,成功转型为“现代化国家”。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不仅民心大振,还获得了进一步对外扩张的可能。

像明治四十年(1907年)制定的所谓“帝国方针”,就充分体现了日本寻求对外扩张的狼子野心。

  • 在满洲以及大韩帝国扶植傀儡政权,获取利益;
  • 在东南亚与中国扩张的同时,拥护民力的发展及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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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二二六》剧照

这本《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的问世,不仅让当时的日本人对满蒙的关注度达到空前的地步,还让民众深信,“满蒙乃日本之生命线”,甚至是“满蒙皆日本”。

直到二战结束后,伴随着日本向和平国家的转型过渡,“成吉思汗即源义经”这种带有一定军国主义色彩的观点,渐渐失去了市场,沦为茶余饭后的笑谈。

成吉思汗在今日日本

不过,在当代日本人的“蒙古想象”中,成吉思汗依旧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成吉思汗即源义经”的“江湖传说”,给了与源义经有着不解之缘的北海道人新的商业启发。于是, “成吉思汗烤肉”和“成吉思汗盖浇饭”们粉墨登场,成为了北海道的特色。

北海道作家井上靖的“蒙古文化启蒙”,是日本蒙古学创始人那珂通世博士的《成吉思汗实录》,即日语版的《蒙古秘史》,与“成吉思汗与源义经”的传说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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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靖

除了《苍狼》,他还创作了作了许多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如《敦煌》和《楼兰》,其中《敦煌》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大受好评。

所以,在今天还在尝试“论证”“成吉思汗即源义经”的所谓学者,与国内“民科”无异,多有哗众取宠之嫌,根本不足为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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