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茶馆真实故事(热闹中藏着悲欢离合)

多年以前看过一部老电视剧叫《天桥梦》,剧情记不大清楚了,但主题歌却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奏是老北京悠扬的叫卖声,然后在一阵锣鼓之后,传来了欢快而动听的歌声:“天桥没有桥啊,戏台是人搭的,酒楼和茶园它原本在平地,咯咙咯哩给哩……”

街角茶馆真实故事(热闹中藏着悲欢离合)(1)

天桥卖艺人

歌曲明快中流露出几分癫狂,让人想起《龙须沟》里的程疯子,以及无数曾经在旧中国的黑暗泥沼中摸爬滚打、艰苦求活的下层人民。当然,开头那句“天桥没有桥”也引起了我的疑问——姥姥家住在万明路,往东南方向走,过了友谊医院就是天桥,人多,乱糟糟的,却从来没见过什么桥。我跑到厨房问正在做饭的姥姥:“到底有没有天桥这么一座‘桥’啊?”她的回答很含混:“有吧……我没见过,早就拆了。”

对这个回答我不大满意,但也没有追问。小孩和大人的区别之一,就是大人过于在乎答案,以至于不愿提任何没有答案的问题;而小孩在乎的是提问,至于有没有答案,并不重要——直到我也到了寻找答案的年纪。

天桥其实很高大

欲说天桥,先说祭天。

据《元史》记载:“大德六年春三月庚戌,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孙摄事,为摄祀天地之始。”大德是元成宗的年号,大德六年即公元1302年,而文中的“南郊”,指的正是元大都丽正门外天桥迤南一带。当时此地多为水乡和沼泽,清人震钧所著《天咫偶闻》有云:“先农坛之西,野水弥漫,荻花萧瑟,四十一致,如在江湖,过之者辄生遐思。”这片野水还有个名字,叫“野凫潭”,清人吴长元在《宸垣识略》里说:“野凫潭在祈谷坛西北,积水十余顷,四时不竭,每旦有野凫游泳其间,因名之。”所以您现在逛天桥时,千万不要忘了,就在700年前,您的脚下还是一片弥漫的汪洋呢。

正是因为野凫潭的存在,以及其所处位置,位于帝都中轴线的正南方,不仅妨碍了市民们的南北通行,而且给帝王赴南郊祭天造成很大的不便,所以在元代就修建了一座石桥。有《方济川天桥纳凉诗》为证:“桥在北京南门内,为元代妓舫游河必经之地,前明徐中山开拓外城,塞断河水,仅留斯桥以通行人。”但历史上真正那座大名鼎鼎的天桥,则是明永乐十八年在旧桥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因为是天子祭天所走之桥,故名曰“天桥”,其准确位置就在今天的天坛西路口、永安路东口、天桥南大街北口和前门大街南口这四条交通要道的交汇处,而现在的天桥大街当在石桥之南。1958年在改建排水干线中,拆除天桥残存的下部结构时,著名建筑学家孔庆普曾经和助手李卓屏去进行结构考察,发现桥台背后的砖墙是明代城砖,这为天桥的落成年代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

汇总各方面的史料信息可知,天桥乃是一座南北走向、颇为壮观的三梁四栏汉白玉单孔高拱桥。桥面全宽22.8米,桥梁全长22.25米,东西两侧桥柱各五根,柱顶雕成莲花骨朵形。桥面用石板铺砌,石板纵横相接处嵌有铁锭,用以加固。桥下面的弧形拱洞又高又大,东西两边拱圈的中心部位各雕有一个螭头,作为镇水的象征。远远望过去,这座桥“洁白如玉,端庄秀丽”。尤其给当时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桥身的高度,“若从桥南之尽处北望,不见正阳门,同时在桥北之尽处南望,亦不见永定门”。联系到老北京的民谣中的“前门楼子九丈九”,就可知天桥的高大雄伟。不过天桥建成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属于“御道”,平时有木栅栏对挡,普通百姓若想过河,只能走两侧的木桥。

天桥终于“没有桥”

元明两代,天桥一带就已经成为文人雅士、官宦人家寻欢作乐、消磨时光的旅游之地,这里虽然地处城南,但河水汪然碧绿,莲花亭亭,垂柳摇曳,有江南水乡之韵,每逢夏秋之季,常有画舫过于桥下,舫中游人或饮酒赋诗,或品茗赏荷,或听丝竹之乐,或立船头任清风拂面,说不尽的清幽雅趣。到了清代,来京应试的举子多在宣南会馆居住。彼时京城名胜多属禁地,平民不能涉足,而天桥有水乡风致,所以等候考试的举子多到此处游玩,正所谓“五百年前一石桥,今来此处也逍遥,酒茶楼畔笙歌醉,车马丛中粉黛娇”……随着他们的诗文传颂,天桥的名气越来越大,渐渐地有了“全国影响力”。

乾隆时,对天桥下面的河道有一次比较大的浚疏工程,将挖出的余土堆积成龙形的土冈,而河流的畅通使得天桥附近更显得柳绿莲红,商业也因此渐次发达。首先是餐饮业,《左庵琐语》上说:“酒肆茶楼鳞次,夏日游人憩息其间。”然后在乾隆二十年,天坛西首的神乐观改称神乐署,署内廊下的空房准许老百姓租赁做生意,于是药铺和杂货铺也都开设起来……

可期的繁盛,却被嘉庆十八年的天理教起义给搅黄了。这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毕竟攻进了紫禁城,把大清皇室吓得不轻,从此开始各种不问青红皂白地防微杜渐,就因为有堪舆家说天桥下面的河水对大清风水不利,于是“始湮河流,填土入之”。此举对天桥附近的泽国景象必然造成了破坏,也使其商业氛围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过总的来说,河道虽然变成了后来的龙须沟,但附近的湖塘依然迷人,就像《天咫偶闻》中所记:“宿雨初霁,踏青至天桥,登酒楼小饮,稚柳清波,漪空皱绿,渺渺余怀,如在江南村店矣。”

天桥再次“红”起来,是在光绪初年,当时京津车站设于马家堡,京汉车站设于卢沟桥,不管走哪条线进京,都必然出入永定门,以天桥为绾毂,“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更有金张少年,扶风豪士,夕阳未下,黄尘正繁,轮雷乍惊,驹电交掣”……在商业的鼓噪和江湖的喧嚣间,“天桥”成为晚清市民阶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的象征,而那座桥本身却越来越不重要了,它孤立在那里,默默地看着自己的投影覆盖了自己。

光绪三十二年,正阳门至永定门一段,翻修马路,除原有的石道外,更筑碎石马路,并将天桥由高拱石桥改为低拱石桥,1927年又因铺设电车路轨,将低拱石桥改成平桥,后来在1929年因电车行驶不便,把平桥铲得与地面全平,1934年拓宽马路时又将桥栏拆除。至此,天桥的“桥”踪迹全无,终于变成了歌中唱的“天桥没有桥”。

天桥最后的“文字影像”

由此不难推算,目前哪怕只见过天桥桥栏杆的人,最年轻的也要八十五岁往上了。因此我们只能从一些回忆录中,一窥这座古桥最后的风貌。

以演双簧著称的老天桥艺人“大狗熊”孙宝才,儿时所见的天桥桥身很高,桥面是用坚硬的花岗岩铺的,桥两边有汉白玉栏杆,这座仿照江南风格建造的石桥呈南北走向,桥下有孔可行大船。“或许在更早些时候,天桥要更高,传闻天桥下的沟直通大运河,船在天桥下通过时,人仰望此桥,桥如在天空,于是这也成了‘天桥’得名的一种说法”。

出生于1912年的天桥老艺人朱国良的印象中,天桥却并没有那么高,“桥是三孔,就是没水,那桥跟天安门外金水河上的金水桥形状差不多,也是白石头的……桥尺寸是多少我不知道,桥孔的高矮也跟金水桥的高度差不多,不怎么高,桥面两侧有石栏杆,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大方石头铺的,没有台阶。国民党那阵儿招兵的时候,还有人在桥那儿拿着小白旗:‘当兵吧,当兵吧,当兵吃馍呀!’天桥是随便走,没人管。”

朱老在回忆这些关于天桥的旧事时,已年近九旬,难免有不确之处,比如桥下开孔的数量。著名建筑学家孔庆普先生援引民国八年(1919年)京都市营造局档案记载证明,天桥确系一单孔石拱桥,而且桥面隆起较高。不过朱老关于天桥有招兵者的说法,在文史学者王永斌先生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在我七八岁时,也就是民国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随家中大人去玩,走过天桥一回,我清楚记得桥栏杆是白色石头的,靠着石栏杆有卖东西的小贩,有乞丐,还有手持小旗招兵的。后来,再去天桥玩,这座石桥就不见了。”

天桥桥栏杆被拆除的1934年是民国二十三年,所以王永斌先生的这段回忆,也是笔者能找到的关于天桥这座桥最后的“文字影像”。

在对天桥的诸多回忆中,史学大家张次溪先生的文字别具一格,描写了天桥在变成后来举世闻名的“杂吧地”之前最后的柳堤芦岸和水色潋滟。他于民国二年(1913年)随父亲进京,住在宣南,时常跟父亲一起去天桥水心亭坐船,在临河一间四面明窗的茶馆内饮茶吃饭。“这一带沿河饭馆,有自己养鱼虾池子,任客选择,或炒或炝,极富江南风味。尤其在雨后,夕阳反照,更露出天坛、先农坛的苍翠松柏,和池中红白莲花相映,富有诗意”……那之后,便是以“天桥八怪”为代表的天桥最鼎盛时代的开始,鳞次栉比的货棚、锣鼓喧天的杂耍、人声鼎沸的闹市,不知上演了多少假癫不痴与悲欢离合的故事,朱国良先生一句“天桥这地方,真养穷人”,道尽了城南的穷人们舍不得更离不开天桥的根本原因,而老北京也在黑暗到极致的绚烂中,静静等待着必将在城头升起的曙光。

姥姥说不清天桥的事儿,是因为她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才从河北嫁到北京来的,虽然后来她从仁民路迁居到万明路,都距天桥不远,但对附近的风物似乎从来没起过什么游览和考据的心思。作为一位家庭妇女,她能把七个儿女甚至儿女们的后代抚养长大,已然竭尽心力。前一阵子传来天桥百货商场即将易主改造的消息,表妹发了朋友圈,说童年时姥姥总喜欢带她逛天桥百货商场,12岁本命年的时候,还专门去那里给她挑了一件漂亮的红棉袄……其实对于千千万万像姥姥这样的普通百姓而言,天桥到底有没有桥,从来都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她们关心的只是那里有没有生活的凭依,百年前是这样,百年后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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