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初阳语文课教学（语文名师郭初阳）

提起语文教师郭初阳，业内同行往往称呼他为“新生代语文教育领军人”或“体制教育的反思者”。2005年，郭初阳以一堂公开课《项链》震惊教坛，并由此拿到了全国语文课堂教学大赛的冠军。此后，他的公开课仿若“巴黎时装发布会”，令人充满期待，也令人屡屡惊叹。

2020年9月，《郭初阳的语文课》出版。这是一套小书，个头不大，共有12册，其中有10册是课堂实录，还原了郭初阳二十多年来的10个经典课例。儿童哲学课，他与学生们探讨什么是自由、平等与智慧；批判性思维课，他与学生们运用媒体“事实核查”的方式，一起考证“林肯是否真的是鞋匠的儿子”；小说阅读课，他将《项链》的女主人公与灰姑娘之间的关系一一铺陈；散文阅读课，他将冯骥才《珍珠鸟》与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联动，引人重新思索“鸟”与“笼”的关系……以经典文本为起点，郭初阳带着学生走向文学，走向哲学，走向社会，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此时，语文便成了孩子打开世界的道路。

走向独立教师的路

回顾自己24年的语文教学生涯，郭初阳把它分为三个阶段，正好可以借用尼采精神的三种变形：骆驼、狮子、小孩。“骆驼”代表被动地听从安排。1996年，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后，郭初阳在杭州市翠苑中学任教，成了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在历时6年的第一段教育生涯中，郭初阳有4年的时间都在初三年级担任把关教师。“研究教材、评估命题、打磨应试技能……当时更多的还是考虑如何帮助孩子们通过考试，有一种骆驼负重前行的状态。”第二个6年，郭初阳调入杭州外国语学校。在这所宽容大气的学校里，教学氛围也非常自由，郭初阳带着学生在语文课上做了许多探索。精神上的自主性被激发，从“骆驼”变为“狮子”，代表着由被动变主动，希望创造新的价值，以获取更多的自由。2008年，郭初阳离开了执教6年的杭州外国语学校，随后在杭州“越读馆”担任语文教学负责人，开始以更为独立的语文教师身份探索语文教育，从此进入了“小孩”的阶段。“我把这里的孩子理解成更低龄的婴孩，他是天真的、无知的。所以第三个阶段的起步就是回到一个完全忘却的状态，什么都没有，要向自己内心深处做一些更深的挖掘。”

离开学校之后，郭初阳需要自行研发教材，并接受来自市场、家长和学生的检验。“我们所做的语文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文学课，我们从来不做练习，也不会谈任何与语文考试有关的内容。当我们面向市场，重新回归文学，我们要活下去，完全是通过语文课本身的魅力，让孩子们在这里感受语文的乐趣与迷人之处，从中获得营养，并在更高的层面上帮助他们进行心灵建设。”

当沿着这样的思路开始时，郭初阳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面向巨大的虚无，我发现原本的那些经验似乎都不再适用了”，他需要建设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课程体系。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郭初阳仅遵守两条原则——一是选取伟大的文学作品，二是关注与该年龄段孩子的适配度。郭初阳为孩子们讲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罗大里的作品《水晶人》，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父母的心》，讲幽默作家冯内古特的作品《哈里森·伯杰隆》……在他看来，教师有点像红娘，在学生与伟大文学作品之间牵线搭桥。而语文教学的过程，便是一名教师带领一群学生，努力与伟大作品交流的过程。“在孩子的成长塑形期，他们在慢慢地塑造自我，形成一个外在的构造，此时内容的填充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孩子能在这个阶段接触伟大的文学作品，萌生对真理的探索精神，他成长的根基就会立得比较稳。”

在“可教的时刻”相遇

郭初阳的课堂是自由的，又是缜密的；是轻松的，又是紧张的。这些看似矛盾的状态，经由他的穿针引线，可以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孩子们在心态上是放松的，但在精神上又是紧张的，就如同玩一个烧脑的游戏，必须全神贯注，但又乐在其中。”

当学习的人有一颗渴慕的心，教授的人既想教又能教，师生又恰恰在某个“可教的时刻”相遇，好的教育就自然发生了。“可教的时刻”，有的时候是教师预设的，有的时候是临时发生的。郭初阳举了两个例子。

前段时间，郭初阳上了一节名为《猜测一首诗》的公开课。这首诗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郭初阳在课堂上设置了两处猜测，一是让学生们猜每一节的4个动词，二是猜测在这首诗中一个重复出现4次的成语。当猜测成语时，学生们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他们把自己的答案填进诗中朗读，每读一个答案，现场就一阵爆笑。

学生A：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呕心沥血地在世上哭，在哭我。

学生B：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悄无声息地在夜里笑，在笑我。

学生C：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神出鬼没地在世上走，走向我。

学生D: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悲喜交加地在世上死，望着我。

……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很好奇。当所有人的胃口都被吊起来时，当所有人都‘嗷嗷待哺’的时候，可教的时候就发生了。此时揭示答案——无缘无故。那么，为什么是这个词呢？”这便是一个教师通过教学环节的设置所营造出的“可教的时刻”。

第二个例子，来自郭初阳的一位同事。那节语文课讲的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师生们正研读首段——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忽有一生举手提问：“他为什么要带上门？”教师和众生都愣了一下，没有明白这个问题的要点。“门这么重，他是怎么带着走的？”举手者继续问道。寂静了片刻，大家反应过来后，整个学堂都被笑声盈满了。

这便是一个临时发生的“可教的时刻”。“如果是一位没有经验的老师，他可能会解释一下就草草带过。但我们完全可以抓住这个契机，把‘门’作为文本解读的切入点。”譬如，这篇文章始于“门”也终于“门”，“门”在此处有何含义？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另一扇著名的门，来自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之门与朱自清之门，有何异同？

如何让“可教的时刻”成为课堂的高光时刻？郭初阳对此的答案是：“这有赖于师生彼此的信赖与理解，课堂上自然、轻松、活泼的氛围，以及优质文本和有质量的问题。众多因素的合力之下，也许会迎来一个高光时刻。”

课堂是河流，也是战斗，是戏剧，也是导火索

郭初阳的备课过程，近似学者在做一项调查研究——考证、解读、阐发、引申，选择优质的素材，并将它们按照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课前的步步为营，造就了课上的环环相扣。在探索“如何备好课”之前，或许得先明白“什么是一堂好课”。郭初阳用了四个类比，帮助我们理解课堂的不同侧面。

课堂就像一条河流，充沛的思维流，能够给学生带来深刻的体验。“若是干瘪的单篇文章，信息量不足，思维的河床就干涸了，学生便会觉得无聊、沉闷。因此我们在备课时要考虑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文本是否天生具备很大的蓄水量。如此，不论学生沉潜进入某一则材料，还是从这则材料泅渡到下一则，都在充沛的思维流中，阅读如静水流深，讨论如水库开闸，一路水花激荡，自然不会觉得无趣。”

课堂也像一场战斗。“就如战斗前的排兵布阵，教师在课堂正式开始前，应对教学的兵马弹药做到恰到好处的安排，等到战斗的号角吹响，主角就是学生了。”郭初阳的课堂上，许多素材的出现往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如在《牧人的故事》一课中，他利用图画书《鲸鱼》和短片《十的次方》，帮助学生从“微观”到“宏观”，从虚构世界到真实世界，理解“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这句话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意义。又如在《珍珠鸟》一课中，他通过呈现电影《群鸟》的一个片段，促使学生对“笼子”有了不同视角和更深层次的思考。

课堂还是一出戏剧。“年轻教师乐意把自己视作戏剧中的明星，但是资深教师明白，教师的正确位置应是一出戏剧里的导演，课堂是属于学生的舞台。”在郭初阳的课堂上，话筒会在学生手中依次传递，每个学生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无论朗读课文还是讨论交流，课堂上回响最多的是学生的声音，而郭初阳只是倾听、回应，或点拨几句。

课堂更是一根导火索。郭初阳眼中的优质课堂是这样的：上课的过程就是导火索燃烧的过程，火星四溅，噼里啪啦，宣布下课的那瞬间，最好是导火索引爆的那一刻，产生的巨大力量将把学生推向更多经典文本。“所以一节课结束之后，学生们爆炸性的思考和阅读才真正开始，他们将充满好奇心与乐趣，去阅读大量的文本。”

在45分钟的起承转合中，在课与课的互相映照中，许多朴素的道理逐渐彰显。郭初阳有一句最爱的教育名言，来自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的“三任何”理论，翻译成中文，仅有27个字——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都可以用某种形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于郭初阳而言，寻找某种恰当的形式，是其安身立命的一门学问。这种形式，可以是一场关于文字的游戏，可以是一次对公共生活的介入，也可以是一种跨艺术的融合。“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跟中小学生谈论任何话题，只要找到恰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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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1年4月刊第2期

作者 | 本刊记者 王梦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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