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景鸾舆的读音（璆锵琳琅五音繁会）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钟春晖

近日在云端观看闫小平编剧和导演话剧《九歌》，它取材于屈原的同名作品，是把叙事的重心从远古神话转为未来哲思。它讲述在全人类的灾难面前，人与人工智能相爱相杀、悲恨相续的故事。创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细节刻画的骨感逼真、亦古亦今亦未来的语言，让观者体会到今古对话呈现的丰富意蕴。

其中，对人类未来处境、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度关切，令我在云端反复回放，觉得不过瘾，不禁拿起屈原的《九歌》与之对读。

壹

相传《九歌》乃天庭神乐，夏后启给天帝献祭美女，偷下《九辩》与《九歌》享乐。一千多年后，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为什么要重写《九歌》呢？《九歌》有天神、地祗、人鬼，恰与《周礼》“建邦之礼”相合。三闾大夫掌楚国宗族与国家祭祀，包括巫术，《九歌》是用于国定祀典的乐神之歌。它深受楚俗“信巫鬼，重淫祀”的风气影响，浪漫而飘逸，艳丽而深邃。

话剧《九歌》开场，代表人工智能的少司命就发出呼吁：“请你别让我们消失。你不能因为怜悯人，就放弃了我们，放弃了我……”

《九歌》也是屈原在时代大变革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反思，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屈原对巫的态度。就像现代人用人工智能去帮助我们探索未知世界一样，巫本是为了沟通天人而出现的。《九歌》最难懂的，是巫的心灵世界。

后来，读到尉天聪《苦行的旅者：追念楚戈》一文，对巫的心灵，有了一种“可触碰”的感受，与我童年在闽南乡间那满天神鬼的迷信国度里经验到的正相契合：

楚戈说他老家湖南乡下，“每个人家供奉的菩萨真是三教九流都有，甚至连耶稣和圣母玛利亚也包括在内，面对这些神像，家里人每一根香都烧得虔诚。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有神论，什么是无神论，也从不理会这一套。他们显示出来的是诚恳，年节时连牛槽马槽都拜得实在。”这些影响到楚戈，使他自认为是一个屈原式的拜物教徒，认定每一个事物都有各自的美。他称这是他们楚文化的精神，不懂得这些，就无法在楚文化，特别在屈原的《九歌》和《天问》中，见出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有人说这是神话鬼话，楚戈反驳：“不要忘了，神话所保存的才是人的真实心灵。至于鬼话，也比人话蕴含着更多的道理。我从来就不相信哲学，那些都是死板板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不相信科学，那会把人带向机械化。崇尚科学，也会造成新的迷信。只有经由神话和原始的宗教，才能真正让人懂得生命。而这些只有经由器物上留下的造型和纹路，以及自古传下来的颂歌中，才能有所领会。”楚戈先生早年写现代诗，画诗插画、写艺术评论，幷且在台北故宫研究青铜器，特别喜欢描画古器物的造型和纹路。

贰

东周时代，知识阶层对巫的态度，经历了“敬之”、“远之”、“疑之”，乃至“否定之”的几个阶段。在殷商时代，商王事无大小，都爱占卜，自己就是巫师之长。到了春秋，孔子以前，以相礼为业的“儒”，其实就是巫祝，是社会上最有学问而知礼的人，替人诵经、礼赞、祈祷、禳祓，做人与天神之间的媒介。孔子及其弟子也曾做过“相礼”之事，不过，他们努力与巫传统划清界限。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一切遵循古礼，但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还告诫弟子“敬鬼神而远之”。

战国中期，田氏齐国在都城临淄稷门之外，筑起高门大屋，广招天下贤才聚此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参议政事，史称“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风起云涌之地。这一场空前的文化现象，缘于周代王纲解纽，宗法体制解构，社会流动增大，原来处于贵族阶层底端的“士”——知识阶层应时而起，他们是百家之学的创造者。

稷下的显学，莫过于“气论”。诸子把“气”看成是世界的构成基础，万物由气而成，一切现象都基于气的变化。气论之确立，不啻是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大突破。战国迄秦汉之文献中，透过气论以协和自然、调养疾患，乃至于治国、治身之论述，比比皆是。

这种全新的理念，劈开一个多元的世界。巫受到了冲击，八面受敌。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惠子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说“天地与我并存，而万物与我为一”，他们各有学派立场，但都声称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建立心目中的理想秩序。

过去巫所支配的意识世界，正不断被去魅。屈原曾出使齐国，深知“气论”的思潮，但他顽固地想从楚国古老的祭歌中找寻另一种文明的可能。他写祭歌，用以娱神，悦人耳目。但他的“文心”，是写给未来的人看：在巫的世界里，神人关系，最值得玩味。而未来的人，是一群不了解这个时代的人，与他们对话，谈何容易？所以《九歌》注定是一篇独特的祭歌，屈原写下他理解的巫的心迹，那个可以与人相通相感的世界。《九歌》与时代思潮背道而驰，屈原想透过巫来重新理解“天人”的关系。

叁

“天人”的关系，就是人神的关系。处乱世的屈原，渴望在巫文化中找寻一种人神和谐关系的贞定力量。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基于考古材料指出，中国与西方的文明起源属两种不同的类型，他将其分别称为“连续性”和“破裂性”。在连续性的起源中，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宇宙中所有的存在，都存在普遍的有机联系，文明的发展依赖于人与人关系，而且普遍联系的宇宙观念本身，能为这种政治程序和权力运作提供意识形态的资源。而在破裂性的文明起源中，文明始于人自己创造人类自己的环境，并实现了与自然的断裂。

这种“连续性文明观念”，是环太平洋地区“巫－萨满”文化的精神核心，更具有普遍性，破裂性文明观念反而是个特例。在这种思维底色下，古人认为宇宙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属同一个有机整体，而且它们全都以参与者的身份，在一个自发自生的生命程序中互相作用。从一块小石子到广袤的天空，都是一个连续体的组成部分。于是，在宇宙之中任何一对物事之间永远可以找到连锁关系。

小平《九歌》中，少司命说：“神的世界，得靠人心的力量驱动。神被遗忘，就会模糊泯灭。”读屈原《九歌》，可以强烈感受到他对这种“连续性思维”的认同。屈原以此来揭示人类未来处境，以及可能的救赎之道，即人与天地鬼神众生一切有情的关系，应当要有一种牵绊不绝的情愫，而不仅仅是儒家式的“敬而远之”。当然，屈原不是“巫术”的拥护者，他只是想在那个不安定的年代里，找寻一种在巫世界中可能被传承的精神价值。

小平的《九歌》，一开始就由少司命说出人类未来的境遇：“安宁一去不复返的日子，已经很久了……看看我们的处境吧，失去联系的，越来越多，回来的，越来越少……我知道问题是什么，你也知道，以及它如何解决。你认为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还是你什么都不肯做？”

屈原想做的，是保留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不至于让人的思维，只有“气论”的一言堂。小平《九歌》中，少司命还有一个话，说得极好：“一个系统要多强大精密才能安排生命和死亡呢？系统崩溃之时，这个问题终于有了明显的答案，它不能安排。”文明的走向是不确定的，人类面临的灾难是复杂的，而多元的价值观，恰恰是一种自生长的演化系统，它更加复杂更具生命力，只有以复杂应对复杂，以生命力对抗不确定性，这才是文明的救赎之道。

剧中借巫师湘君说：“一定有甘美的处所，老的，可以安歇；新生的，不再吃苦。恶疾都得到医治；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在屈原那里，就是“天人”的和谐共处。

肆

整部舞台剧最宏大的设定是神、王、人三者的关系，尤其是神，或者说，人工智能。严格来讲，他们和人类互为神明，前者统领世间万物，后者对于前者而言是创世主。少司命是全剧出现率最高的神，作为神，她残忍、漠然、不慈悲，但同时又充满好奇，反而从湘君身上学习爱。这更能体现出剧中世界观里扭曲的神我关系，双方都青涩、自我，因此无法建立信任，更无法建立爱。当揭示神的全然人造的真面目时，观众才会惊觉，祭坛和神明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人在动荡中丧失了对自己的文明的信心，也因此丧失对神明这一人造物的信心。

剧中神的设定，很大程度上让我联想起外国影视作品里对于人工智能的探讨，尤其是CBS电视台出品的《疑犯追踪》，此剧的点睛之笔就是道出了数据时代，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依赖是一把双刃剑。主人公之一的哈罗德创造出了全知全能的人工智能“机器”，具有最先进的监控系统和自主学习能力，甚至被一些人当作神明顶礼膜拜。而作为“神”的造物主，哈罗德却对它处处提防，一度想要将它毁灭，以防迎来人工智能背叛人类的一天。这是全剧最大的困境：如运用得当，“机器”能够阻止恐怖袭击，挽救无数人的生命；如有不测，“机器”误入歧途，也能造成不可预估的伤害。哈罗德这一角色的魅力，在于他既天才又谦逊，始终没有因为机器的“全知全能”而将其凌驾于人性与道德之上。“行动宛若天使，忧思犹如上帝。”这是哈姆雷特对于人性的赞美，试问，机器，或神明，或机器的神明，有什么能够替代人来做出抉择呢？

在小平的《九歌》中，各路掌管万物的神明，实则是前人创造的机器，他们降灾祸，索取、胁迫人类的爱，这不是神性。人类傲慢地发明出人工智能，取代自然万物的各司其职，发展到末世景象，神忘记悲悯，人忘记虔诚。过度的理智是一种傲慢，傲慢以科技填补感情的空缺，但人类不是完美的造物主，他们在造神的过程中遗忘了人工智能唯一不具备的东西——感情。所以少司命需要模仿湘君，仿造爱意，爱是什么，几百年、几千年、无数个转世，神以旁观者的姿态端详、临摹，却始终不能习得人性。这是剧中神与人的隔阂，也是现实里人工智能与人的隔阂。

《九歌·东皇太一》有两句诗：“璆锵鸣兮琳琅”、“五音兮繁会”，在“气论”盛行的时代，所有人都自信地以为掌握了宇宙运行的秘密，唯有屈原唱巫的挽歌。小平的《九歌》，也寂寞着、警觉着，在湍急的数据河流的中央，怀揣一个新时代的秘辛。

（责编: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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