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主要几个方面（思考民族发展之前途）

梁漱溟

一代大儒梁漱溟，在面对内忧外患，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之际，思考中华民族未来之发展前途，提出了自己的乡村建设理想。这种乡村建设理想，就是在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中，试图守护东方文化，挽救中国的农村公社，也就是自然村。这里简单介绍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1.挽救乡村的原因。《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原有社会结构完全被破坏，农业自然经济解体，专制统治丧失基础，国家处于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中国原有状态的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侵入，导致了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急剧冲突，因此文化失调是造成中国如此局面的内因。

2.乡村建设的概念。所谓乡村建设，是以解决文化问题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其目的不止在文化本身，而是对社会、政治、经济诸问题的综合解决，是“从乡村开端倪，来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一个新社会制度”。梁漱溟指出：“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是形著于社会礼俗，而不形著于国家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由社会演成的礼俗，靠此礼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我常说：人类的生活必是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又须靠有秩序，没有秩序则社会生活不能进行。……新组织构造，新礼俗，二者是一件东西。”

3.乡村建设的标志。“所谓新礼俗是什么？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完全沟通调和成一个事实，事实出现我们叫他新礼俗)，不只是理论上的沟通，而要紧的是从根本上调和沟通成一个事实。此构通调和之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有了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新社会、新生活、新礼俗、新组织构造，都是一回事，只是名词不同而已。”他认为乡村建设的标志是乡约，乡约共有四条：(1)德业相劝，(2)过失相规，(3)礼俗相交，(4)患难相恤。这是一种乡村组织。梁漱溟想通过地方自治来建立的新社会组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梁漱溟晚年

4.中国建设要从乡村着手。梁漱溟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从复兴农村入手，从那一段道理上就确定了现在我们的新机构是要从乡村开端倪，从乡村生长苗芽。”梁漱溟说：“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个要靠乡村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的人与他合起来”。

5.发展农业为主引渡到工业。《理论》一书认识到中国问题必须从农村问题的解决入手，通过农业社会的改造而引渡到现代工业化的社会，而且必须依靠现代教育手段来开辟社会全面建设的道路，把重建人的主体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作为基础，唤醒民族觉悟，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力量，在中国处于激烈剧变被人欺侮和宰割的逆境中，使广大乡村自由、散漫、无力、愚昧、贫困的农民联合起来，组织合作社，组织新团体，并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形成民族内聚力，振作精神，建设乡村，改造社会，实行民族自救，凡此等等。

梁漱溟主张，不要直接办工业，而要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方面来刺激工业发展，要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叠为推行，产业乃日进无疆，同时亦就是从生产力抬头而增进购买力，从购买力增进而更使生产力抬头；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社会富力乃日进无疆。这是真的自力更生。”那么工业怎样建立呢?梁漱溟说，农村的复活全靠合作，一面有了工业的需要，一面布置了合作的根底，抓住需要不予放过，而以合作方式经营之，工业就于此建立。有的工业置于农民合作自营之下，有些工业可不由合作社经营而由地方团体经营，有的可以国营。在合作运动相当成功之后，地方自治体一定会健全起来；地方自治成功，国家政治机构亦必健全。

6.中国不能走工商业之路。中国将永久不能如日本走近代工商业之路，其原因是：(1)近代工商业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已走入资本主义阶段；(2)近代工商业路为私人各自营谋而相顾的，不合现在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趋势，在今日国际间盛行倾销政策下威胁太大，亦无发展余地；(3)近代工商业道路所需要的政治条件(政府能安定秩序，并保护奖励)，中国亦不具有。因此近代发展工商业之路不可学。

7.中国的经济建设必然是乡村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人手”。”他认为，这是中国自己的路子，他说：“我们如果要在政治问题上找出路的话，那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即使去找经济的出路，其条件亦必须适合其文化，否则必无法找寻得出，因为这是我们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

梁漱溟晚年

8.何谓建设乡村运动，梁漱溟指出了三点： (1)这一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必须从乡村人手； (2)这一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必须以乡村人自身的力量为主；(3)完成这一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的关键，在于使政治重心经济重心都植在乡村的一个全新组织构造的社会。他说：“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结构(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已完全崩溃解体，舍重新建立外，实无其他办法。”

9.为什么要从乡村入手建立中国的新组织构造呢?他认为中国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社会，在乡村中从理性求组织有许多合适之处。他说，中国人的理性主义是平静、通晓而有情的。那么，为什么从乡村人手特别适合于理性呢?首先，农民的宽舒自然的性情，很适于理性的开发；其次，农民所对付的是生物，此即因其有活趣，可以引发出一种自然活泼的温情；第三，农夫行动从容不迫，他们种植的五谷与自然的节候非常有关系，急忙不得，所以养成一种从容不迫的神气，从他的从容，就可以对他所接触的一切印象咀嚼领略而产生一种有艺术味道的文化、有艺术味道的人生；第四，农业最适宜于家庭的经营，而家庭又最能安慰培养人的性情，这与情谊化的组织很有关系。以上四层都与从理性求组织有关；第五，这是更重要的一层，即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所以正好藉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进行我们的组织；第六，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这种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第七，我们是在追求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而从乡村起手组织，自下而上，由散而集，正合乎常态，合乎人类的正常文明，当然，讲从乡村人手，并不是不要都市，我们是要将社会的重心放在乡村；第八，培养新的政治习惯，要从小范围——乡村着手，这样可以建成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10.在乡村建设中有两大难处，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他自己就说，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这是一个矛盾。说是要社会大改造，那就不应当接近政权，现在既作社会改造运动，则明明是你看它(现政权)改造不了，它既改造不了，你就应当否认它，你就应当夺取政权来完成社会改造，你既不否认它，而顺随地在它底下活动，那么，你本身就失掉了革命性，又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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