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愿意娶女博士（世界上有三种人）

一、女博士婚恋问题的由来

话语建构女博士婚恋问题最早见报于20世纪90年代，多以“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老大难”、“剩女”等负面形象出现。腾讯网《剩女时代谁来结束单身女博士》一文称清华、北大、中科院三所高校里接近80％的女博士处于待嫁状态，60％的女博士连男朋友都没有，女博士成为“剩下的果实”等。

这种负面形象从何而来?不排除个案存在的可能性，女博士媒体形象的报道立场、报道主题与报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该群体的刻板印象。比如报道立场以负面优先，而报道的主题则集中于女博士情感生活所遭遇的不幸，并通过重复报道模式强化报道效果。可以说，正是大众话语逐渐塑造了女博士“婚恋难”的刻板形象。

中国传统的梯度婚配模式决定了男性择偶倾向于选择年龄比自己小、学历比自己低的女性，高学历教育推迟了女博士介人婚姻市场的年龄以及较高的择偶标准导致其在婚姻市场上处于非优势地位，与此同时，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更有可能面临择偶资源限制，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持续支配着两性社会角色的建构，使女博士在家庭和事业之间遭遇角色冲突。

二、女博士婚恋难问题的分析

“婚恋难”的问题合理性婚恋行为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在于其情感性，情感性意味着个体行为更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因而婚恋难易程度的可测度性和可比性更加难以把握。无论是大众话语还是已有研究都较少关注“婚恋难”的判断标准。

从认知视角出发，以“择偶难度感知”和“压力来源”两项指标测量女博士对“择偶难”程度的认知。当被问及“是否觉得女博士择偶难”时，一半的女博士认为存在“择偶难”，值得一提的是，持此观点的女博士中六成是未婚的。

不到一半的女博士将之归因为女性高学历让男性望而却步，三分之一的女博士认为长期求学错过婚恋最佳时期，而认为女博士择偶标准高导致“择偶难”的比例仅为2成，过半女博士认为存在择偶难题且主要归因于年龄大、学历高和择偶标准高。

年龄作为女博士择偶的第一道关卡影响作用到底多大?相关数据呈现，总体上八成女博士处于或婚或恋的状态，但婚恋状态在年龄分布上呈现显著差异，婚恋年龄主要集中在25～34岁年龄区间，同时随着年龄增加未婚单身比例下降，30岁及以上年龄区间未婚单身女博士的比例不到2％。

“学历”以及“择偶标准”变量也面临着是否选取了合适的参照标准的问题。学历影响女博士择偶一直被作为不证自明的准则，然而调查数据表明，44.2％的女博士对伴侣学历并没有明确要求，50.4％的女博士认为伴侣学历需要达到本科或硕士学位，而要求伴侣必须为博士学位的比例仅为5.4％。

相比较而言，伴侣的“性格脾气”(32.84％)、“能力才干”(29.21％)和“健康状况”(13.44％)成为女博士择偶的三大标准，家庭背景、相貌气质、兴趣爱好、经济收入等因素也考虑在列。因为缺乏同性别或性别问择偶标准的比较分析，难以判断女博士择偶标准的高低。

一项对年轻人的千人两性人格特征调查表明：女性对男性的评价和男性对自己的评价几乎完全一致，而男性对女性的评价则与女性对自己的评价有很大出入。

“女性是被造出来的”，就算性别气质的心理过程是有意无意建构的结果，但它通过社会关系被制度化地再生产出来。

“年龄大”、“学历高”、“择偶标准高”的女博士所感知到的“婚恋难”是父权文化凝视下的真相还是社会建构的刻板印象呢。

三、女博士婚恋难问题的产生的社会原因

1.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与家庭制度中，男性家长具有最高统治权力。

因而“为了巩固婚姻家庭制度，社会建立起一整套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生活规则，约定俗成的择偶方式便是其中之一。”

它常常被表述为“男高女低”或“梯度婚配”，即是男性择偶倾向于选择年龄比自己小、学历比自己低的女生。

在男性素质与男性社会地位普遍高于女性的传统社会，由于男性“平娶”成功率远低于“下娶”婚配策略，由此逐渐形成的梯度婚配所导致的部分高学历和高收入女性面临的择偶困难则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性婚姻挤压”，即由于婚配文化导致的部分男性和女性发生择偶困难的现象。

2. “门当户对”意味着人们在择偶时受到社会阶层、文化背景等因素的限制。

社会学家默顿将择偶标准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性标准，包括经济、社会地位等；二是情感性标准，包括感情和谐等因素。“男高女低”梯度婚配让人质疑的是传统文化对成长在中西文化交融时代的当代青年群体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伴随着理性化和市场化，个人的择偶婚恋行为同时受到情感标准和工具标准的双重驱动，具体到242名女博士，情感理性相关指标(如性格脾气32.84％、兴趣爱好5.33％)和工具理生相关指标(能力才干29.21％、经济收入4％、家庭背景2.4％)共同影响女博士的择偶标准。

3. 文化性的婚姻挤压则可以通过婚恋观念的更新和变革得以缓解甚至消除，但两种类型的婚姻挤压都面临着解决方案的滞后性问题。

社会学家发现了“文化堕距”，即文化变迁远没有社会变迁来得快。面对未来严峻的男性结构性婚姻挤压，“男高女低”的婚恋观和婚配策略已不再适应社会需求，“优势”人口(在收入、教育等方面具有一定择偶资源优势的人口)将占据婚姻市场竞争优势，“平娶”、“平嫁”或“下嫁”都将成为常见的婚配竞争策略。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丰富的文化资本及其承担家庭责任能力的增加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减女博士在婚姻市场上的年龄劣势。

4. 社会性别分工与婚姻家庭关系，让我们从性别分工切入两性家庭关系与女博士面临的角色冲突。

“家国同构”的传统使得家庭始终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分析单位，因而“公共性父权”能够以“私人化父权”的形式出现在家庭关系中，形成“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从劳动分工中扮演和面临的压力不同出发，认为男性角色的社会负担和压力重些，女性负担和压力多体现在家庭角色上。

1949年之前，女性角色主要围绕家庭展开；1949～1978年间，男性与女性在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指标上的平等化水平都较高；1978年后，市场化改革带来性别分工的重新配置，致使改革初期大量女性下岗回归家庭，家庭权力关系一度复归到1949年前的状态，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现代中国的劳动性别分工逐渐突破传统的内外格局，男女共同参加社会劳动业已成为当前社会分的主流趋势。但目前仍有学者将女博士在婚姻家庭和事业发展之间存在的角色冲突归纳为“来自家庭、职业、学术方面的有形性别束缚和身份认同的无形发展屏障。

四、女博士婚恋难问题的产生的家庭等个人原因

如果将女博士角色冲突归咎于“学历惹的祸”未免流于表面，其实质是婚姻家庭制度变迁与性别社会分工变革对两性角色及角色关系的重新定义。

发现女博士家庭所面临的角色冲突具有明显的非经济特征，结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家庭角色冲突主要围绕三个层次的核心需求展开：生存需要、关系需要与成就需要。

1.生存需要是为满足家庭存活而提供的生理及安全保障，主要反映为个人及家庭收入水平两项指标对夫妻关系的影响程度。经济因素对家庭关系的影响随着个人及家庭收入的提高而减弱，同时经济因素对女博士家庭关系的影响较小。

由此可见，女博士家庭面临的角色冲突在生存需要层次表现并不明显。

2.关系需要满足家庭成员的情感需求，婚恋满意度和家庭地位成为影响夫妻的重要因素。围绕家庭地位与两性关系的研究是当前家庭社会学的研究重镇，大多数结论证实女性对家庭贡献的提高以及教育差异的缩小等因素使得传统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束缚逐渐减弱，夫妻关系趋于平等化。

3.成就需要冲突更多指向职业发展，关注于家庭成员的自我实现。其中女博士对学业／事业投入的精力成为影响家庭关系的主要因素。从242名女博士调查数据看，65.7％的女博士认为自己具有强烈的家庭意识(相比较28.0％的女博士更看重事业)，尤其是处于婚恋状态的女博士更加重视家庭，未婚单身的女博士在家庭和事业重心选择上比例相当(各约占50％)，而处于婚恋状态的女博士对家庭的重视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递增，30岁以上年龄区间，80％的女博士认为家庭比学业和事业重要。

正是主观上强烈的家庭责任与行为上的事业取向给女博士带来多重压力，不同压力紧张度将使得女博士面对不同程度的角色冲突。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女博士家庭面临的角色冲突受经济因素影响较小，主要集中于关系需要和成就需要。

是否结婚不能解释为什么女性在学术生涯中总是比男性更多地处于助理位置，但是婚姻确实在其中扮演者一定的角色，例如孩子未满6岁的女性比起男性来，更容易处于未工作状态。

五、结论

从新社会性别视角反思女博士婚恋问题，家庭制度变迁、分工结构变化、资源稀缺和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作用。现如今指向已渐模糊的“传统”已不再是封建含义上的传统，其本身在中西文明多次争论融合中出现了新的特质与转向。

面临即将来临的结构性婚姻挤压，更新和适度引导一种适合当代社会需求的青年婚恋价值观对于消除文化性婚姻挤压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大众在关注青年择偶婚嫁问题的同时，更加需要重视婚姻质量的提升与家庭能力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