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必刷剧（编剧是耻感爆棚的职业）

文人绘画里我最喜欢册页，每次有画展，花在看册页的功夫丝毫不亚于大画，为之着迷的程度也不亚于大画。大画里包含了格局、能力、气场，以及对江湖位分的自定义等等，册页却纯是情趣和笔触。尺方之间，小快灵，寥寥数笔，意思到了，真是太可爱了。丰富性可能体现在大画上，纯粹性却藏在册页里。大画是外套，册页是内衣，谁更贴心贴肉？都憋着画大画，啥都面面俱到，那多没劲！

册页并不意味着内容上偷懒，人家只是简净，抓重点，不表达那么多罢了。我很希望自己的小说像册页一样，写得不累，看者会心，就够了。

写小说的年头不短了，可积攒下来的篇什却不多，除了懒惰，找不到任何可以搪塞的理由。在拉拉扯扯的事情上耗费太多，可惜。要怪还是怪自己没有定力。一个人能奉献给写作的时间其实不多，一个写作者志心已定，刀架在脖子上去写就是了，总去怪别人，怪环境，没出息。

现在是写小说最好的时代，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想写就写，写你能写，不必纠结于通俗还是纯文学，也不必纠结于文学圈是否有人。想想王小波生前发表不了小说，憋成那样，现在随便上豆瓣，或者发个人公号，都能轻松解决问题。解决了发表关，再下来就是读者关了。上哪儿去找自己的读者？

网络带来的碎片化阅读确实伤脑筋，读者现在已经耐不下性子读小说了，更糟糕的是，再返回去啃那些经典大部头，比登天还难，我也深深为此困扰……那就更应该写小说了，因为只有写作的时候才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哪怕为了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也不妨试试写小说。

很多人一听说我写小说，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听听我的故事，你写写我吧”，可见大伙都有被文字化的渴求，不过我可不敢说我的故事来自于亲朋好友，事实上我很少从身边的人取材，礼貌角度，把别人的私生活变成白纸黑字，不妥吧？除非有授权。打一字条给我说，今天把我的人生故事全部授权给某某，让她以小说的形式任意糟改，绝不反悔，这还差不多。

从小到大，我对人性抱有极大的好奇心，社会政治、自然科学那些都得排在它后面。写小说乃是为了安放我无处安放的好奇心。

在虚构人物上，鲁迅先生靠拼贴组合，取这人的鼻子眼睛，取那人的嘴巴，其实还是一种春秋笔法，历史叙事，只不过多找几个原型罢了；我采取虚实结合的方式，先有那么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虚拟体，在构思过程中，慢慢给它穿衣服，喂它吃东西，带它出去玩儿，把它变得人模狗样的，说起来有点像养成系写作，所谓道成肉身。

关于新书《剩女与猫》，与其煞有介事谈论自己的文本，不如说点题外话，关于创作灵感，源头、花絮之类，在小说里看不到的东西。

《实验班》是非典时期听来的故事。非典期间，北京就像一座孤岛，人人自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跟人接触。我跑去采访一位画家，空荡荡的大屋就我们两个，坐得离了八丈远，说话都带回声，生怕呼吸传染。他提到曾去乡下写生，在火车沿线住了一年，又给我讲了当地孩子扒火车偷盗的故事。听画家聊天，画面感很强，经他一描述，我仿佛看到开满梨花的铁道两旁，几个逃学的孩子正在紧张有序地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回去后我就把它写成了小说，很开心。

《山中》来自于一个梦。有一天，我从梦中一跃而起，感觉刚经历一场令人虚脱的生死绝恋，但具体和谁，发生了什么，都不清楚。我紧紧抓住梦的裙裾，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敲出来，就像倒带一样，一点点把那个梦还原，成真。

我是个低级趣味的人，平常爱看八卦、案子、桃色新闻一类，看了还会做剪报。我供职的北京青年报曾登过一个案子，题目叫《勒死继女男友，继父被判死刑》，记者李罡。讲一罗姓男子为了长期霸占继女，在得知她交了男朋友之后，与家人合伙，将继女男友骗到家中用电线将其杀害。罪行令人发指，就不在这里赘述了。里面提到一个细节，凶手有个弟弟，是聋哑人，“他（按：指罗姓男子）担心弄不过那男子，就用手机震了弟弟一下。”

“震了一下”，“震”字用得太妙了，所有脑细胞都会被它激活。想象一下，写一个聋哑人作案的故事多带劲！

写小说的人，对同一件事，兴趣点会跟人不一样，不是善恶二分，当然也不会幸灾乐祸。就是好奇心重，对奇异的点兴奋。

2011年，我的处女作《酒色财气》上演，演出时更名为《三姊妹迷途难返》。戏里有一张按摩床，是张魔床，谁往那上面一躺就会掉进梦想世界，然后与现实中的人发生错位的纠葛。写时觉得挺爽，但这种魔幻题材抓不住成年人的心。演出后反响平平，笑声稀疏，有一场戏，男演员（丑角）都有点儿牺牲色相了，台词说到屁股蛋的时候，哗啦露出半拉屁股，好歹多了一点儿笑声。

我分拨请了好多朋友同事来看，戏演完，大伙脸色都僵着，说话都差不多，“祝贺你”“哎不容易”，全是虚头巴脑的，没一句实在话，搞得人心情很低落。还有一个好友，下了班匆匆赶来，坐在我旁边小呼噜不断，太打击人了，真想一把给他推到那张魔床上去。

编剧是耻感爆棚的职业，尤其写话剧的，你能看到观众最直给的反映，很刺激，但有时也适得其反。倘若作品演砸了，会无地自容，沮丧得要命。

就在这种沮丧得要命的情况下，《帮凶》踩着风火轮来了，活像前来救主的哪吒。它是我写过的最温暖的故事，没有之一。那一周里，晚上陪一拨一拨的朋友看我那戏，忍受着怎么逗都不会乐的剧场，白天则一心扑在写这个故事上，在人物的闪转腾挪间，我忘了失意，忘了丢人。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很爱小说里的《哑巴》，他无私的爱首先温暖的是我。这篇小说一写出来就给了徐晓老师，很快发表在《财新》杂志上。

《北京爷们》写于2012年春节，最初叫“不愿结婚的男人”。生活中我遇到过一些男性知识分子，他们单身，有事业，有才华，明明遇到了不错的姑娘，却不愿意陷入到一段要负责任的关系中去。为什么？带着疑惑写出来，给一两位朋友看了，都不喜欢，评价很低，说我在白白浪费才华。我听了当然不高兴，但也觉得确实有毛病。搁了半年多，有一天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叫“北京爷们”，多敞亮！“不愿结婚的男人”，让人一听就没有阅读下去的欲望。投给《花城》杂志，承蒙编辑不弃得以发表，应该说，这个名字给我带来了好彩头。后来还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褚东伟老师翻译成了英文，“BEIJING GUYS”，介绍到国外去，不知道老外如何理解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如此瞻前顾后、黏腻、不清爽的激情。

《净身出户的男人》来自于生活感悟。我和我哥走得不近，我在北京，他在一个叫奉新的小县城，他来北京偶尔见我一面，我回去不太联络他，所以十多年里，都没见过我的小侄女。哥嫂要孩子晚。几年前的一天，过年回家，突然见到那孩子，以前的小布头儿蹿到一米七几，巴掌小脸白里透粉，粉中带白，五官精致，笑容干净，我们家的基因，变得也太好看了吧？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最漂亮的孩子之一。吾家有女初长成，她少女气息的美带给我的震惊，是这篇小说的源头。

2017年除夕开始动笔，写《天真与经验》，在自己公号“二姐”上一周一更，结结实实体验了一把网上连载纯文学，很过瘾。我是一个早早确立了纯文学坐标系的人，写的东西自然也是这路数，不会太出圈儿。最大感受是，网上能收获到朋友更多的夸奖，可能网上夸人更容易说出口一些吧。

《天真与经验》写的是知识妇女，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之后，她们会需要什么样的男性？文能炒菜，武能sex，取悦完胃口取悦身心，就够了。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留给小年轻去享用。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杂文，说有一个孝子父亲亡故，思父心切，于是在报上大登广告，想“买”一个父亲回去好生服侍。这段子太好玩儿了，一直在我脑海里是个梗。两相碰到一块儿，就成了这篇小说。

《寻欢》《剩女与猫》两篇说来话长，就此打住。老家江西有一家出版社想出《江西散文选》，相上了《寻欢》，觉得写得比较逗，反反复复联络接洽了很久，特别郑重，把一校二校都寄给我“过目”，但后来没有下文。不知道出版了没有。

大概就是这样。这部集子出版，很感谢晓春、国华、杨葵和张立宪等几位朋友的帮助，也感谢东家北京青年报社良好的人文环境带给我的滋养。

文|刘春

本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2019年5月17日C版《青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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