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是怎样的一个女孩（不吃卤煮的北京人导演京味儿戏一九九0）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黄盈，从《枣树》到《打开一九九0》，15年6部京味儿戏。自带北京男生的自在悠闲做派，晃晃悠悠却有里有面儿，身为导演，他不骂街不愤怒，更没有故作姿态的文艺腔，他把话剧视作修炼，努力提炼着浑浊生活中的美好。

黄盈

驾驭京味儿戏的青年导演，濮存昕第一个想到的是他

提到能够驾驭京味儿戏的青年导演，濮存昕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黄盈。2003年参加了林兆华的青年处女作展后，黄盈便着手在北师大北国剧社做一出与自己生活相关的戏。于是，北京电视台一则寻访老街坊的新闻成为了小品的缘起。

“我们当时的做法很像是人艺当年排《龙须沟》。”在黄盈看来，北国剧社的同学，长相不是所谓的标准演员脸，但很接地气，且一半是北京人，关键是内心耳聪目明，不像学艺术的容易飘。那时因为剧社还有韩国留学生，就编了个外国人来胡同观光找厕所的小品。

直到2005年，大家决定把这个小品做成长版本，虽然小品的缘起是那则新闻，但这次改编却没有按照新闻的延伸走下去，而是把每个人记忆中胡同里的老头老太太做了梳理，为19个人编了人物关系。“剧中在四合院中结婚的场景是我记忆中的，我五叔的婚礼就是在我奶奶家院里举行的。我们集合了很多人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把感觉编成了事儿。”

《卤煮》剧照

从“情迷古典主义”到坚定地回归“卤煮”

其实在中戏导演系上研究生时，黄盈有个绰号是“情迷古典主义”。那时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排《樱桃园》，对俄罗斯戏剧一直无感的他却极其钟爱契诃夫的这部作品，可即便如此，他仍然在排练中强烈地感觉到这样的作品与本民族的情感很难相通，于是坚定地回归京味儿。

“我是一个不吃卤煮的人，但第一次吃之后，我发现比我想的好吃。后来每次在学校排完戏后都会去前门的一家店吃，但常常吃不上，因为是限量供应。但慢慢发现，再去吃，味道用北京话说变得越来越客气了，也不再限量了。”这样的感受后来成了《卤煮》。

那时，剧组在北影厂租了一间教室，前两个月在做人物观察小品，第三个月把之前排的全推翻了，“我们剧组里的一个伙伴，他采访过一些杂技艺人，对于传统技艺在当代的传承很有感触。就如同我们在新加坡吃过一个叫菜头粿的小吃，儿子做的就是比父亲做的口味差一些。这些感触后来也成了《卤煮》的味儿。”

《马前马前》剧照

“所谓职业与非职业，其实是带着蔑视的”

2009年的《马前马前》，形式上更贴近环境戏剧。“从老式年间北京喝水费劲，从船到出租车的交通工具转变到北京城兴废的因由。拆其实是历史进程中的常态，于是我们梳理了一个拆建的过程，其实是想说北京的概念究竟是什么？什么人才算是北京人？这出戏已经不那么特京味儿。而到了《梦行者》，其中已经有大量不说北京话的人，我们想表达的是，北京人的概念已经不能拿出生地来衡量，常态化的北京已经没有那么多老规矩，所谓的美好是留不住的。生活变了，京味儿也自然成了’新京味儿’。”

而《断金》则是黄盈为上一辈人做的一个回归传统的戏，也借此跟“铁三角”有了合作。十几年下来，黄盈从一个农大本科毕业的戏剧爱好者，到步入不惑之年，身边总有一群坚定的伙伴圆满着他的“新京味儿”理想。此次的《打开一九九0》就不乏最早与其合作《枣树》的“功勋元老”，而对“非职业演员”的使用也让他在京城戏剧界多了特立独行的资本。

“所谓的职业与非职业，其实是带着蔑视的。职业是指靠这个吃饭，不管好坏，但其实专业性更重要。让我们按照选美标准挑选出来的演员去演接地气的角色，其实是一件挺可笑的事，前凸后翘地去演胡同戏？！这些年，国外随便来一个三流剧团，观众看完都很high。我们对演员的评判从来都是高矮胖瘦，但国外的演员什么样都有，我们反而都会觉得特棒，但到了自己选演员时仍然是前凸后翘，认为这才是职业的。其实不以表演为生的人，并不代表不专业。”

《断金》

“新”京味儿，不是艺术的“新”，而是生活的“新”

曾经以为，这部《打开一九九0》是属于7、80年代生人的，更是黄盈送给自己在40岁人生门槛的礼物，但剧场内，90后也依然笑泪交织。

“每天早上面对镜子中的自己，我常常会想，是否有可能与过去的自己见面，互相对视凝望一下，从这个脑洞生发出了《打开一九九0》。”亚运会召开的那一年，胡同深处，三个一起长大的发小儿面临各自生活中的困惑，或忍俊或伤感，再次聚首已是30年后，五味杂陈，一波回忆杀，笑泪之后，在温暖中获得治愈。从2017年动笔到现在，这出戏完整写出的剧本就有四稿，近16万字，最终排演的是第五稿。虽然故事发生在亚运举办的1990年，但剧中呈现的都是生活中的小小不言，有青年的苦恼，也有中年的麻烦。

电影的手法以及转台的使用更让观众在情感冲击后为隐身幕后的导演暗挑大拇指，黄盈的“新京味儿”在这出戏有了堪比《台北上午零时》的范本。

在他看来，所谓的“新京味儿”是对照传统京味儿而言的，“老舍先生以及他同时期的北京作家为京味儿戏剧奠定了文学底子，比他们再长一辈的书写者很多都是旗人的后代，老京味儿更多的是旗人文化的烙印。但随着时间的进程和流动人口的涌入，就像《枣树》中呈现的那样，生活从群居变为独立，也如同《卤煮》中的老掌柜要传手艺……新京味儿不是我个人要界定什么，而是北京城逐渐从贵族文化过度到四面八方信息的汇集，新不是艺术的新，而是生活的新，奔命的日子也让生活变得不能那么讲究了。‘新京味儿’其实在戏外。”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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