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鲁迅骂刘大杰冤不冤呀(被鲁迅骂刘大杰冤不冤)

鲁迅和林语堂翻脸后,写了一篇《骂杀与捧杀》的杂文,这篇收入《花边文学》的匕首似的杂文在讥刺林语堂时,顺带嘲讽了刘大杰。鲁迅说,“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鲁迅的挖苦是很辛辣的,这让刘大杰在文坛矮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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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

刘大杰当年只30岁出头,在上海文坛上也没有什么名气。对刘大杰有知遇之恩的是新文学作家郁达夫。刘大杰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读书时爱好英语和文学,对黄侃、胡小石的古典文学兴趣不大。在听郁达夫的文学写作课时,对小说创作发生了兴趣。郁达夫被武汉大学中文系辞聘,一名不文的刘大杰即追随郁达夫到了上海,两人睡在上海一个阴暗、狭小的弄堂里的小房子里,有时为了不影响郁达夫的创作,他还到邻近的郭沫若家里玩。郭沫若劝他到日本留学,刘大杰就设法到了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欧洲文学,开始从事翻译文学。所以,鲁迅讥刺林语堂的背后,还有挖苦郁达夫、郭沫若创造社作家的成分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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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校编的民国版《袁中郎全集》

刘大杰为了迎合林语堂、周作人提倡性灵小品,也是为了换取稿费而校点《袁中郎全集》,应该说他的才力、古典文学的修养在这个时候还是远远不够的。刘大杰在《袁中郎全集》的序文中有说自己才力不够的话,这绝非是在谦虚,而是在道实情、说实话。遭受鲁迅嘲笑挖苦的刘大杰,自然心里不好受,一是面子上不好过,自尊心受伤害,二是被鲁迅攻讦了的一辈子也难以洗刷。在鲁迅被树立为新文学旗手的情势下,刘大杰只能甩锅。这甩锅的对象就是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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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集《花边文学》,内中有挖苦刘大杰的文章

按照刘大杰的说法,鲁迅嘲讽的《袁中郎全集》中标点错误是阿英干的,与他刘某人没有关系。在面对《鲁迅全集》负责注释工作的华中师范学院的同志的问询,刘大杰语气肯定地说是阿英的错误标点。但作家倪墨炎在访问阿英时,阿英完全否定是自己标点的,当时自己也不需要隐姓埋名。最后阿英的话传到人在上海的刘大杰耳朵里,刘大杰也没有强力反驳阿英,而是要求《鲁迅全集》注释组的同志自己判断。实际上,刘大杰的口气已经软下来了,没有斩钉截铁的说是阿英标点的。鲁迅挖苦刘大杰不冤,刘大杰甩锅阿英不成。这本身说明刘大杰私德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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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家、藏书家阿英

共和国初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做教授的刘大杰,有不少学生就拿鲁迅挖苦他的错误标点这件事写诗嘲笑他,刘大杰也只能苦笑一声。但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刘大杰吹牛皮,说大话被揭发是谎话成性,对党不忠诚,自尊心受不了,他一激动,血往脑门子上涌,萌生短见,就往黄浦江跳,说我活不成了我要自杀。自杀没有成功,但刘大杰的这个自杀表演相当成功,以致惊动了上海市长陈毅,华东行政区教育部领导也赶赴复旦大学,紧急处理刘大杰跳黄浦江自杀未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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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具有“比较严重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奴颜婢膝的崇外奴化思想。”刘大杰说自己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认识不明确。就是因为有自欺欺人而不肯丢掉假面子的心理,精神负担太重,刘大杰三日三夜不睡觉,最后还是写了《清算我的投机思想》的检讨。刘大杰家庭为赤贫,父母双亡,他完全靠打工维持生计、靠劳动养活自己。刘大杰说,“我11岁看牛,12岁耕田,13岁进平民工厂织毛巾,晚上补习英文。”生活很艰难很艰辛,但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刘大杰却遇到了不少扶持他的贵人。郁达夫、郭沫若不算,一批湖南老乡也帮了他不少忙。田汉是创造社剧作家、也是湖南老乡,田汉就介绍刘大杰认识了中国青年党的创始人左舜生。27岁从日本回国找左舜生、曾琦帮忙找工作没有效果,找胡适帮忙在大东书局谋了一个编辑的差事。退出青年党的刘大杰和湖南同乡周佛海结识,从周佛海手中拿了1500万元,炒股票、卖金钞,做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按照刘大杰的叙述,他在上海有两年上午投机,下午教书,晚上赌博,日子过的很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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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民国版《中国文学发展史》,奠定了刘大杰的学术地位

刘大杰附和周作人、林语堂提倡性灵文学,在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宇宙风》、《人间世》发表作品,强调个人兴趣,提倡幽默,倡导有闲消遣的文学。刘大杰说点校《袁中郎全集》得了1000元稿费。1952年6月27日的《内部参考》有《上海高等学校教师在思想批判中暴露很多问题》的报道。说刘大杰面临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撕破了面子,压垮了精神,才选择投江。投江不成的刘大杰,上岸后似乎变了一个人。要什么,就说什么;每说必上纲上线,每说必绘声绘色。所以,华东行政区教育部的报告说:“一度自杀未遂的复旦教授刘大杰,表示要重新做人,并在坦白大会上自动退赃。”刘大杰的这场跳江自杀秀,为他赢得了人生的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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