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典故(江阴忠义之邦称号的由来)

从“忠献之邦”到“忠义之邦”

江阴素称“忠义之邦”,这与众所周知的抗清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在抗清斗争之前,江阴已经有了“忠献之邦”的美誉。《崇祯江阴县志》称“按正统时王振、正德时刘瑾、天启时魏忠贤,擅政之流毒缙绅,俱至丙寅而极。江阴先达忤振系狱者则有顾大理琳,忤瑾下诏狱者则有黄主事昭、贡御史安甫、史御史良佐,刘光禄乾,忤忠贤下诏狱者则有缪太史昌期、李御史应升。……延陵不独为礼让之邑,实称忠献之邦、长江底柱,允足表峙东南也”。这段话表明江阴“忠献之邦”的名声是明代江阴士人与王振、刘瑾和魏忠贤等专权宦官斗争而获得的。

江阴典故(江阴忠义之邦称号的由来)(1)

崇祯《江阴县志》赞誉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为患最为猖獗的时期,“宦官权势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扩张到极致”。在明代,较为著名的专权宦官有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冯保、魏忠贤等等。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振、刘瑾和魏忠贤三人。在这三人当政祸国之际,正直的士人奋起与之斗争,江阴的士人也不例外。这些士人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行动,不仅践行了儒家的道德规范,也为江阴社会树立了高尚的榜样,更为江阴地方文化忠义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终明一代,宦官为患从未中断,而江阴的士人也与宦官集团进行了持久而卓绝的斗争。在交锋中,代表正义力量的士人们在开始的时候往往遭遇到了各种迫害和镇压。但是士人们的一股浩然忠义之气却在一次次斗争中不断壮大,逐渐影响到了江阴地方的普通群众,慢慢形成了江阴以忠义为主题的地方文化。随着明清交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这股忠义之气因江阴的抗清斗争而更加升腾。忠义文化的传承者也进一步扩展到了全体江阴人民,忠义文化的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地升华。

江阴典故(江阴忠义之邦称号的由来)(2)

江阴中山公园忠邦亭

与王振的斗争

王振是明代宦官专权的第一人。王振在明英宗正统时期,飞扬跋扈,以致英宗“尝以先生呼之”,“公侯勋戚呼曰翁父”。当时在南京大理寺任职的江阴人顾琳(字汝玉),在如此情况下,并不买王振的面子,秉公办案。在发生土木之变后,他心情非常沉重。他写的诗被当时的大理寺卿薛瑄看到之后,非常赞赏,认为“国家养士百余年,仅见此耳”,秘密推荐顾琳升职。顾琳在升职之后,依旧保持原来的气节,为一个受宦官诬陷、名叫徐玉的人辩驳案情,终使其无罪释放。此后,顾琳由于同僚的陷害而入狱,最终罢官归家,在家终老一身。

江阴典故(江阴忠义之邦称号的由来)(3)

嘉靖《江阴县志·顾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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