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对魏书生教学理念的理解(魏书生教学工作漫谈序)

《教学工作漫谈》

作者 魏书生

说说对魏书生教学理念的理解(魏书生教学工作漫谈序)(1)

说说对魏书生教学理念的理解(魏书生教学工作漫谈序)(2)

说说对魏书生教学理念的理解(魏书生教学工作漫谈序)(3)

魏书生,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家。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殊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大代表, 第十届辽宁省政协常委。退休前曾任盘锦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

序 言 作 者魏 书 生

序言作者 魏书生

16岁,正是渴望读书的时候,然而“文革”开始了,学校生活便告终结。我刚念完初三,一切升学的美梦均告破灭。    

运动了两年,我便从沈阳市三十二中学,下乡到了有祖国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同学们付出的劳动时间不算短,常常日未出而已作,日已落而未息,劳动所得却连辘辘饥肠都无法填饱,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更无从谈起。端起碗来喝白菜清水汤,放下筷子却绝没有人敢骂娘,原因是劳动归来还要抓各种各样的斗争会、批判会,大家都绷紧了那样一根弦过日子。“阶级斗争”果然“一抓就灵”,人们饿得要命,却能够搜肠刮肚,想出各种各样权势者爱听的话来进行“大颂扬”。并且表决心,要进一步勒紧裤腰带,去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因为据说,他们正过着吃不上、穿不上的苦日子,在水深火热中受着煎熬。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10个月,我当上了民办教师。那一年,我19岁。我读书的时候,并没想过能去教书。刚听到让我去教书的时候,我并不愿去。我们全班55名同学下乡在一个青年点,有一位同学比我先得到分配,到县城的公路工程队去做筑路工人,同学们都羡慕得厉害。对我去教书则感到惋惜。有的朋友劝我不去,以便等待能当上领导的机会。尽管不愿去,但我又不敢不去,于是,便服从命令去教书。教书之后,我才发现学生们心灵世界的广阔。农村孩子们真诚、质朴、勤劳的品质深深感染着我。我教的第一届学生便是小学毕业班,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第二届学生,年龄大的,才比我小四岁,这样我们共同语言便比较多。当时教材又比较浅,剩余时间,我便给学生读《红岩》、《欧阳海之歌》,讲我看过的一些书,介绍城里的一些事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些在城里人那里听不到的农村的习俗、秘闻。生活在他们之中,我感受到精神的满足,灵魂的安宁。那时,大人们为了适应形势而违心地斗争、批判、清队,整自己的同胞,我感到深深的悲哀而又无可奈何。于是我便决心在学生的心田里开辟一片绿地,播撒上真善美的种子。我想,这世界上,如果由于自己的存在而多了一颗真诚、善良、美好的心灵,那我便获得了生存的幸福,有了一份生存的价值。我一直认为,人活在世上,能不能幸福,最主要的是能不能有一颗好心。心肠好,那么生活穷点富点,工作轻点重点,寿命长点短点,他都能坦然无愧、豁达大度地对待,从而活得心安,活得幸福。人活着对他人、对世界有没有益处,有没有贡献,最主要的也在于他有没有一颗好心。心肠好了,那么体力强点弱点,才能大点小点,他都能尽心竭力地为他人为世界做好事。反过来,心肠坏了,就不好办,他自己活得太累,太麻烦,别人也会由于他的存在而累,而麻烦。教师显然是最有利于培养真诚、善良、美好心灵的职业,于是我便迷恋上了教书。为了教书,我放弃过招工进城的机会,在农村教了两年零四个月。

1971年秋,辽宁省历史博物馆要招工作人员,从我们农场近四千名知青中选两名。农场领导确定了我,同志们也劝我去,我心灵的天平向去的一方倾倒了,办了回城手续,办了户口。正在整装待发的时候,事情又有了变化,这两个名额不给盘锦而给沈阳了。后来我被分配到当时盘锦最好的工厂——盘锦地区电机厂。我深深地想念着学校,想念着学生,想念着老师们。到厂的第一天,便向领导提出不愿在工厂而要到学校的要求,但未获批准。我便继续申请着,即使在两年以后确定我做厂领导接班人时,我仍一遍又一遍地申请当教师。批林批孔时,我因赞扬孔夫子是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并且不满“文革”运动而受到批判。某一位领导从我的日记、文稿中摘录出我的“反动言论”竟达108条之多。有的时候,我一天要挨三回批判,由政工干部下放到车间做工人,头上顶着若干顶帽子,自然没有了申请做教师的资格。好在只过了两年多,“四人帮”便折腾完事了。他们一朝覆灭,人们也就不再认为我是反革命,便又让我离开车间,负责所谓的“七二一”大学工作。我想,我既没有罪了,何不要求去教书呢?领导同情我被批判时的遭遇,终于答应了我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六载夙愿,一朝得偿,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1978年2月,我到盘山县三中教语文课,当班主任。不到半年,学校便不再让我教课带班,而让我当教导处副主任,负责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听到这一消息,我连夜写辞职报告,因为我费尽唇舌,历尽辛苦,谋求的就是能带班教课,如果愿意当干部,我早就可以当比教导主任大得多的官了。于是,我苦苦要求让我继续带班教课。半年以后,领导答应了,但条件是以学校工作为主,兼班主任,教语文课。当时学校1500多名学生,26个教学班,两名主任,一位主抓教学,我负责学生思想教育。那时学生纪律又特别不好,我每天忙于学校事务,自己班级学生自觉性也不强,二者常常无法兼顾。于是便开始尝试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和自学能力的教改实验。    

当时是1979年3月。那时我觉得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学什么。我同学生谈心,相当多的学生苦于不知语文究竟学些什么。他们感觉练习册到处是,花样翻新的试题如海浪般涌来,思维之舟掉在里面,不辨方向,不着边际。于是我便和学生商量讨论,画出了“语文知识树”。15年前我们画的语文知识树有10个分枝:拼音、生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文学常识、文言文、阅读和写作。分枝以下还有小枝和杈。自学语文就先要扎扎实实地学习这些最基本的知识。学生按照语文知识树去学语文,就像司机按照交通路线图驾驶汽车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做到了心中有数,少走许多冤枉路。明确了学什么,紧接着就要解决怎样学的问题。自学能力既是一种优良的心理品质,又是一种个性特征。任何心理品质和个性特征都要经历知、情、行、恒的心理过程才能形成和发展,我便按照这个规律去培养学生。首先,提高学生对培养自学能力的认识。其次,使学生从感情上体验到自学的幸福和欢乐。第三,教给学生自学语文的方法,如怎样读总体语文书、怎样读一本语文书、怎样读一类文章、怎样读一篇文章、怎样提高学习效率、怎样制订语文学习计划等。第四,引导学生持之以恒地坚持执行自学计划。

1979年,我没批改过一本作业,没批改过一本作文,除统考外,我没搞过测验、考试。但我教会了学生怎样留作业,怎样批改作业,怎样批改作文,怎样出考试题。一学期的教材,我只用30多节课就讲完了。我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全校学生的管理工作,但这届学生的语文成绩在县内却遥遥领先。参加县内中学语文能力测验,我们获第一名;参加全县30所中学听说读写竞赛,获第一名;学生升学考试成绩比重点中学平均高7.8分(当时我校是一般中学,学苗是经重点中学选拔后剩下的)。1979年末,我便在营口地区语文教研会上宣读自己作文教学改革的论文,在会上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支持者热情鼓励,反对者亦慷慨激昂。    

1981年暑期,第一届实验班学生毕业,我写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一文,在省中语会宣读,得到多方面支持,同年送全国中语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交流。《中国教育学会会刊》全文刊载了我这篇文章。广西《中学文科教学参考》杂志为我开辟了一个专栏,广西教育学院王世堪院长亲自为我写短评。专栏还登了我的两名学生的文章。那时我的中学教龄还不到四年,学历只是初中。得到这么多老师、领导的鼓励和支持,既有感激,又有惭愧,还有不安。我默默地把感激、惭愧、不安在心灵深处转化为上进的动力,继续朝着语文教学改革的深处探索。曾经有人认为,我的语文教学不像语文教学的样子,而是思想教育,是班主任工作。但我越往语文教学的深处探索就越感觉到,人脑这部机器应该分为两部分,动力部分和工作部分。两者不能互相取代,学习的动力不能代替学习的实践;反过来,学习的实践也不能代替学习的动力。回忆自己走过的语文教改之路,我感觉最满意的一点,就是始终把育人放在第一位。我教语文极为轻松,根本原因也在于育人,在于引导学生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人。    

语文是工具学科。但不同的人利用这一工具做着不同的事,来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同是学习的工具,有人用阅读能力读伟人传记、技术资料、先进理论,有人则读黄色书刊、反动文章。同是工作的工具,有人讲话劝人具备真善美的品质,写文章宣传周总理、雷锋的精神,传播先进的科技知识,激励别人为人民、为祖国做出贡献;有人说话怂恿人作恶,写文章宣传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引诱别人为了个人私欲不顾别人死活。显然只教会学生语文知识不行,只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也不行。没文化很可怕,有了文化心术不正,有人认为更可怕。我觉得至少是同没文化一样可怕。    

我深深感到,一位教师,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教书的同时始终注意育人,这是我个人心理上的需要,是学生切身利益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党的利益的需要,是语文学科性质的需要,是提高语文成绩本身的需要。育人是语文教师分内的事,只有坚持育人,才可能进入语文教学的自由王国。我的这一观念和教书育人的具体做法,1983年在全国中语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介绍时,受到与会者赞同,许多同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更坚定了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心。    

1984年暑期,全国中语会在大连开会,重点推广我教书育人的经验。德高望重的吕叔湘先生亲临会议,从头到尾听了我的汇报发言。吕先生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我以多方面的鼓励。吕老的鞭策,使我获得了极大的动力,增长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坚定了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与向往。1984年8月12日,中共辽宁省委、省人民政府联合作出《关于开展向魏书生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同时省政府授予我“特级教师”的称号,那时我34岁,中学教龄才6年。同许多教师相比,我是幸运的,我得到的关怀、支持、鼓励要比别人多。唯其如此,我才更应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加倍努力工作和学习,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    

魏书生 

1994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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