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诗词名句加原句解释简短赏析（造句与造语）
钱钟书《谈艺录》开章便提出“诗分唐宋”，其中引严沧浪“本朝尚理，唐人尚意”之论，证唐宋诗当有“丰神情韵”与“筋骨思理”的疆界--------然则曰情曰理的两种风格走向，其实自四唐诗（初、盛、中、晚）的嬗变中已然初露端倪。《沧浪诗话》中以举少陵、昌黎、香山、东野，以其为“实唐人之开宋调者”，这种说法其实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盛唐及初唐之诗人，多就景赋情，变化愈少，时常全篇直比，连排七八意象；而中唐后之诗人，便逐渐注意对意象的摹形与精构------窃以为，这种对文体技术上的讲求，才是唐诗至宋诗审美意趣不同的结因所在。
然颇有意思的是，中晚唐诗皆有此种追求，但在美学上又呈现了三种不同的风貌。胡应麟《诗薮》云：“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胡氏将中、晚唐诗的差异归结到时代气运上，虽不无道理，但另一方面，饶是因中唐诗“追摩意态”与晚唐诗“慎镂词辞”在方向上的偏重不同，始形成了“矫健”与“曲深”这两种境界崭然的艺术特质。本文即以近体为例，谈谈这种嬗变之过程。
唐近体诗最为极盛的时代，便是中唐时期。自大历以迄太和，六七十年间之诗风，按龙瑜生说，是以“平易”与“奇险”为代表。其云：“韩愈为后一派代表，孟郊、卢仝、李贺之属辅之；由张籍、王建，以下逮元稹、白居易，则属于前一派；分庭抗礼，并见创造精神。”但不论派系之分属，其风格较之于开元、天宝见的风格变化，已明确形成了对词辞、句法的技术精炼，《师友诗传录》故云：“天宝以还，钱刘并鸣；中唐作者尤多，韦应物、皇甫伯仲（冉、曾）以及大历十子，接迹而起，敷词益工，而气或不逮。元和以后，律体屡变；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虽不足鸣大雅之林，亦可谓一倡三叹。”
唐诗纪事
《唐诗纪事》有“大历十才子”之属，皆尙近体，尤工七律；此外又兼有刘长卿、秦系、释皎然、严维之流，也于近体而时负诗名。但我们将大历诸家的近体与盛唐诸家的近体相比较而言，便会发现后者虽然气象不逮，但更注意对句法、属对结构上的锤炼。
王维《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之作》诗云：
汉主离宫接露台，秦川一半夕阳开。青山尽是朱旗绕，碧涧翻从玉殿来。新丰树里行人度，小苑城边猎骑回。闻道甘泉能献赋，悬知独有子云才。
钱起《同程九早入中书》诗云：
“汉家贤相重英奇，蟠木何材也见知。不意云霄能自致，空惊鹓鹭忽相随。腊雪初明柏子殿，春光欲上万年枝。独惭皇鉴明如日，未厌春光向玉墀。”
顾云评王维诗是云“此篇铺写景象雄浑富丽，造作句律温厚深长，皆足为法”，又《唐贤清雅集》评是“法度整齐，分远、近写景，诗中有画”，但实际上，王维诗并非“皆足为法”，甚至是难以摩习的，为何？王诗四联八句，有六句全在景象当中，且全以汉主、秦川、青山、碧涧、新丰树里、小苑城边作句头领起，只中间用尽是、翻从而摇转胫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说王维 “满胸章法”，但这种章法并非人力工炼，而是从襟抱、画家翻出，故而似浅而实深，学之只能得其浅，而其深处不能学。
《全唐诗集·钱起诗集》
反观钱诗，比之王维诗显然气象不逮，但变化尤多，起句以典出，次句由虚而实，三句自实而虚，不再像盛唐诗一般全作景象描写，再结算主题，而是先构立意，层层盘入，以章法、句法之变化，补以情性之差。这到颇有些周济论南北宋词的意思，且移其评之“北宋故情景但取当前，南宋则文人弄笔，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中唐近体在于结构，晚唐诗则偏重于词辞的张力攫取了。高棅云：“开成（文宗）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群玉、李频等，尚能黾勉气格，埒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馀韵，犹有存者焉。”（《唐诗品汇序》），如高所言，虽然晚唐诗仍是有豪纵、绮靡、隐僻等数种风貌，但几乎全是自词辞炼工而出之。
杜牧《献诗启》曾自述其作诗理念，其云“某苦心为诗，惟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意，篇成在纸，多自焚之”，所谓高绝、奇丽、习俗者，显然是在论辞面的审美方向，而非章法结构之中；赵翼《欧北诗话》亦称“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其弊。山谷因之，亦务为峭拔，不肯随俗为波靡，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姜夔《扬州慢》化杜牧典也云其“词工”：“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其近体诗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小李此诗便是以“奇语”为胜，吴北江曰：起四句极奇，小杜最喜琢制奇语也。又《唐诗快》曰：奇语镵刻（“人歌人哭”句下）。可想可画（“深秋帘幕”句下）《瀛奎律髓汇评》中也有无名氏评此诗之“新”，在于“绝不沾溉玄晖、太白剩语”。当然，杜牧诗之特出，到不仅是因“作奇语”，更得益于其章句之中兼收盛唐之铺设、中唐之矫变。
晚唐之间，要论造语之工，当以李商隐为极则。《彦周诗话》云：“李义山诗，字字锻炼，用事婉约，仍多近体”又《蔡宽夫诗话》论宋代“西昆体”之荼毒时，也曾论及李商隐诗云“若其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为奇而效之。故昆体之敝，适重其失，义山本不至是云”。如果说杜牧诗造语是一“奇”字，那么李商隐之造语便是一“深”字：在于意象描摹之深，在于通感张力之深，在于色彩风貌之深。兹取其《无题》诗以观之：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李商隐这首《无题》，是有自炫其才的意思。然时人都赏“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千古名句，但三联之“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最见功力，清人黄叔灿评此诗是“诗意平常，而炼句设色，字字不同”，其“设色”处，便在三联。“送钩”、“射覆”，乃昨夜之事；但自回忆处借春酒而得之“暖”，是动人处；而状蜡灯以“红”字，则满目绮色，翻覆其一片迷离春色，跌宕无极。这种极细腻且幽微的通感，便是自意象在触感、观感上的深度攫取而来。非此诗如是，《春雨》诗之“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无题》之“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等句中之造字无不通达幽微之情，而见富与诸感之观。
诗有能学处有不能学处，不能学在初唐盛唐，这时候诗人全靠平生之理念之抱负之才学之阅历所积累的素养，无意识的，冲口而出的构架起了彼时诗中所体现的“美学思想”-------这些诗作是难以求门径于“诗”中的；而中、晚唐不复盛唐风流，故作诗都转求于技法之上，别开以生面，且能从学之、
总而言之，盛唐诗胜于气足，气足而自然浑雄，中唐诗失之在气，但精于造句，句挺故能得之以矫健；晚唐诗则因时失气，多有不能直言之处，便求幽微于词辞之内，得之以颓怨密荡。此中、晚唐近体诗求之于“造句”与“造语”而产生的风格转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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