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个人简历（项与年自残毁容送情报）

从1933年初开始，日军便加紧了入侵我国华北的步伐，中华民族危机已然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依旧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中共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

民国23年（1934）年10月，蒋介石亲自飞往江西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的相关事宜。由于庐山属于德安的地界，刚出任德安地区保安司令不久的莫雄也破例得以参加。得知蒋介石用心险恶的“铁桶计划”后，莫雄连忙找到了潜伏在自己部下的中共党员项与年，拜托他将敌人的计划传达给苏区中央。项与年受命后，即刻就化装动身前往苏区，开始了与反动派争分夺秒的情报护送之路。

莫雄是国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他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特别拥护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此，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莫雄一直都保持着支持与同情，这也使得他始终是中共的朋友，是我党重要的统战对象。

孙中山去世以后，莫雄长期活跃在反蒋阵线中，但无一例外全部以失败告终。跟随张发奎反蒋失败以后，莫雄闲居上海，后在宋子文的邀请下出任了国民政府财政部视察，并在此期间与大量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其中就包括了项与年。

项与年是福建人，于1894年出生在连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庭贫困，项与年没能得到上学的机会，可尽管如此，自尊心强烈的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刻苦自学，并学有所成。在1918年时，24岁的项与年离家前往南京看望胞兄，正好赶上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所见所闻都使得他在南京眼见大开。

与此同时，项与年还接触到了一些革命的新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出于血气方刚以及对国家前程的担忧，一种救国救民的责任感在项与年的心中涌现，从那以后，他便开始积极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立志要改变社会现状。

在参加革命很长一段时间里，项与年都活动在浙江一带，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浙江党组织建立，一直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向往的项与年就积极向中共靠齐，并得到了组织的接纳。1925年，项与年在浙江石甲小学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该地区最早的一批党员。

入党不久后，项与年接受了海外党组织的委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建立党支部，领导当地华侨开展工人斗争运动。在项与年的努力下，党组织在三马林达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他也成为了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领导了数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然而，随着项与年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荷兰殖民者开始注意到他。1927年秋，荷兰人借故将以项与年为首的中共党员驱逐出境，年方31岁的项与年只好回到了国内。在上级的安排下，项与年开始进入中央特科工作，来到了白色恐怖尤为严峻的上海。

由于在海外影响深远，项与年回国后还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了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利用这个身份，项与年奉中央之命在今长寿路一带创办了复炎小学，这里后来还成为了中央机关的秘密驻地。

1931年，随着“中共最危险的敌人”顾顺章叛变，整个上海的局势急速恶化，中共中央机关只好从上海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在中央的命令下，项与年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与中央特科一起，开展锄奸“打狗”工作。

这一时期，在宋子文手下担任幕僚的莫雄在老战友刘哑佛（中共地下党员）的引荐下，开始与中共特科取得了联系。有意思的是，在与中共接触过以后，莫雄对我党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尤其赞成我党的一些主张，甚至还向李克农提出了想要入党的愿望。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党员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于是，李克农果断拒绝了莫雄的提议，转而劝说他与我党保持合作关系，这得到了莫雄的同意。从那以后，莫雄便开始与中共进行频繁往来，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还为中共提供了不少帮助。

1932年，在“一二八事变”中表现出色的莫雄又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铲除了盐枭，成为了抗日剿匪的双料英雄。然而，事业刚有起步，生性多疑的宋子文出于对莫雄的忌惮，于是赶紧罢黜了他的职务，导致其只能再度赋闲在家。而此次罢黜，也进一步加深了莫雄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他已然对于这个任人唯亲的政府失去了信心。

此后在好友杨永泰（蒋介石的首席智囊）的举荐下，莫雄又一次被蒋介石起用，出任江西德安保安司令。其实，蒋介石对这个数次反抗自己的“辛亥革命遗将”原本是不信任的，但碍于杨永泰的推荐，加之莫雄又确实有能力，所以他还是没有拒绝。而之所以给了莫雄保安司令这么一个职位，一来这是个炮灰职务，是“剿共”的排头兵；二来蒋介石也想看一看，莫雄对自己的忠诚度到底有几分。

结果，接到蒋介石的任命后，莫雄立马就找到了中共特科的同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对联络人严希纯如此说道：“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偏要剿蒋，要用他的拳头打他的嘴巴！”思索片刻后，莫雄又接着说道：“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起干吧！”

得知莫雄的态度与意见以后，中共特科果断就赞成了他的话。经过筛选，组织派出了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等多名优秀特科骨干进入莫雄的部队，他们都被莫雄委以了要职，其中项与年出任了情报参谋一职。

1934年1月，莫雄正式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并率军进驻德安。10月，蒋介石亲飞德安，并在庐山召开了军事会议，力图在第五次“围剿”中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蒋介石的智囊团制定了一个庞大的《铁桶合围计划》，这个计划共调遣了150万大军，意图在红都瑞金周围建立起300重铁丝网和30重碉堡线，以防止红军突围。为了顺利建设封锁线，蒋介石还派出了精锐部队来迷惑红军，并制定相当周密的支援计划，力保万无一失。

不得不说，蒋介石的这个计划可谓极尽险恶，一旦包围圈正式形成，那么红军必将插翅难逃。在参加会议时，莫雄着实替中共捏了一把汗，他知道蒋介石是下了决心要铲除红军，对此他根本无计可施。会议结束后，将重达三四斤的计划书匆匆放入公文包后，莫雄便火急火燎地赶下了山，他知道，必须要冒着暴露的风险将消息传递出去，否则中共将在劫难逃。

回到保安司令部后，天已经完全黑了，莫雄瘫软地坐在了椅子上，既没有开灯，也没有叫人送饭。他的心里，全是对中共的关心，他不知道，到底要如何才能帮助红军脱离这次险境。

静坐许久，主任秘书刘哑佛走了进来，他敲了敲门，通报道：“莫司令，卢参谋长他们来了。”

听罢，莫雄赶紧将卢志英和项与年等人叫了进来，他满眼噙泪，紧紧握住卢志英的手，声音带着颤抖地说道：“共产党这回算完了！”莫雄还表示，这也是参加了此次会议的所有国军军政要员所得出的一致结论。

见莫雄失态，众人都心生不妙，项与年赶紧保持镇定劝道：“莫司令，你慢慢讲。”

这时，莫雄才平复了心情，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厚厚的一沓材料。每一份材料上都印有“绝密”的字样，粗略读过后，项与年等三位共产党人连忙站了起来，他们紧紧握住了莫雄的手，激动地说道：“我们代表党谢谢你，莫司令，莫大哥！”

当天夜里，项与年三人一宿未眠，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事关中央红军十万人的生死，所以必须要赶紧将这个情报传递给中央，让中央在敌人的“铁桶”正式形成之前突围出去。三人经过简短地商议后，决定先通过特急电的形式向中央传达敌人“铁桶计划”的中心点，然后再由人将详尽材料送进瑞金。

怎么送？由谁来送？成为了困扰项与年三人的大难题。

最后，刘哑佛想出了一个办法来传情报，那就是将敌人计划的详尽内容用密语的形式抄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再由人打扮成教书先生的模样将情报送进去。这个办法得到了其余二人的一致赞同。

但在由谁去送这个问题上，三人却争得不可开交。

大家都知道，这次行程充满了未知与艰辛，一旦在途中露出破绽被敌人识破，那必然难逃一死，而且还会连累整个中央红军队伍。因此，此次护送情报无异于虎口拔牙，大家都想争当牺牲者，不愿同志冒险。

最后，还是项与年打破了三人争执不下的僵局，他情绪激动地吼道：“不要再争了，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语言我也熟悉，江西话和客家话我都能讲，你们两个人一个安徽一个山东，万一出了什么差池，个人生死事小，可党的生死事大！”

这个理由不容反驳。思考过后，卢志英与刘哑佛没有在与项与年争执，他们紧紧握住项与年的双手，一语未发，却胜过千言万语。也许对于莫雄这样的党外友人，他们还能说上一声谢谢，但在自己同志面前，又该说什么呢？唯有托付。

第二天天还没亮，项与年便打扮成了教书先生的模样，揣着写有情报的四本字典，毅然踏上了一条危机四伏的情报护送之路。

从德安到瑞金，几乎是直从赣北到赣南的路径，竖跨大半个江西不说，而且沿途多是高山沟壑，连绵不断两千里地。就连到了交通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的今天，从德安到瑞金都需要一两天的车程，可想而知项与年一步步走过去，需要怎样的精力与毅力。

更让项与年为难的是，从德安到瑞金一路上几乎都是哨卡，他白天根本不敢走得快。原因在于白军一见到行色匆匆的人就会怀疑，并增大盘查力度，这显然不是项与年所愿意承受的。于是，为了不被敌人过度盘查，他只好在白天不紧不慢地赶路，慢在脚下，他就只能急在心里，到了晚上，他便赶忙加快步子，以此来补上白天落下的路。

随着距离瑞金越来越近，项与年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过宁都时，白军甚至已经严格到要盘查每一个年轻人了。当时项与年在过哨卡的过程中就遭到了一个白军少尉严厉的搜查，好在他的反应足够迅速，及时从那个少尉与士兵谈话的过程中捕捉到了少尉是福建人的信息。因此，身为福建老乡的项与年赶紧打出了感情牌，一番家乡话的亲切交谈后，他才得以通过宁都，从而渡过了最难的一关。

从宁都出来后，项与年意识到教书先生这个身份太容易引起怀疑了，于是决定变更身份。在一片树林中，他从一本学生字典中拿出了一张薄纸——这张纸是他此前与卢志英二人商定的第二方案：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那就将情报的主要内容抄写在纸上带到瑞金，并扔掉字典。

抄写完情报后，项与年把薄纸叠成了一张一寸大小的方块，藏到了自己的鞋底下。完成所有工作后，项与年从布袋中拿出了一粒吗啡，毫不犹豫就吞了下去，然后他又从路边捡起一块石头，朝着自己的面门就狠狠砸去，直接砸下了四颗门牙。

很快，“教书先生”就不见了，转而从树林里出来的是一个脸部淤青，衣衫褴褛的乞丐。为了更贴近乞丐形象，项与年还故意将自己搞得恶臭无比，几乎到了被人嗤之以鼻的地步。

果然，如此形象使得项与年在过哨卡时畅通无阻，只要他一接近，查岗的哨兵全部都捂着鼻子让他走远，谁也不愿搜他的身。之后的路途中，只要身边一没人，他就拼了命地赶路，有人便装疯癫，倒也没人生疑。

就这样，项与年终于在蒋介石的“铁桶”合围之前赶到了瑞金，并亲手将情报交到了时任红军总政委、“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手中。接到项与年的情报后，周恩来即刻与其余两位召开了中央三人团会议，最终做出了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中央红军长征的最高决议。

由于形势非常紧急，中央在下达命令后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蒙在了鼓励，就连毛泽东都一无所知。在此情况下，中央的转移显得非常仓促匆忙，还因此产生了不少问题。好在红军是一支纪律性极高的队伍，所以尽管转移工作不尽完美，可好在大部队还是第一时间就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从此踏上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项与年拼死传递情报的话，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一旦让蒋介石的“铁桶合围”得逞，这对于中央红军以及党中央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届时历史走向将成何许，谁也不敢预料。

幸运的是，我们有莫雄这样的友人，还有项与年这样的精英，更有周恩来这样力挽狂澜的伟人。

多年以后，每当毛主席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搞情报的同志功绩巨大！后来在一些党刊上，人们还将项与年拼死护送的这份情报定义为“一份关系到红军命运的情报”，由此可见他的功劳之大。

红军开始长征以后，项与年也一同随往，不过没过多久，他就被组织派到了香港展开地下工作，之后又辗转再度回到上海工作。由于项与年的工作能力极强，加之其对党忠诚、机智勇敢，他还获得了上海党组织授予的“反敌特斗争胜利”奖，这也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肯定。

抗战爆发以后，项与年从上海被调到了延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此后，他先后在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任职，并一直做到了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的高级专员以及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等职，为东北人民卓出了卓越的贡献。

遗憾的是，在抗日救亡期间，项与年的儿子项崇德在福建长乐从事抗日活动时不幸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好在国民党中一众连城老乡的帮助下才得以保全。从那以后，项崇德改名项南，后被安排到新四军军部任职。只是，儿子异地改名后，项与年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这也导致他直接与儿子失去了联系，父子俩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见面。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项与年工作的放缓，他终于有时间寻找儿子。之后在几位老同志的帮助下，项与年终于得知了儿子在安徽工作的消息，他始终悬着的一颗心才总算放了下来。

之后的日子里，项与年见证过胜利，也经受过风波。在灰头土脸的过程中，他也始终保持和发扬着革命与党的光荣传统，一心一意惦记着百姓，为人民服务。1969年回到连城后，他将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几千元工资全部捐给了家乡用以发展水电事业，其高尚情操受到了每一个连城百姓的称赞与敬佩。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病逝于福建龙岩，享年84岁。他的一生，闪光点无数，但人们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往往还是那一份事关党生死存亡的情报。

在1996年纪念项与年时：“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 ‘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他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这份功劳，谁敢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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