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必刷剧(编剧是耻感爆棚的职业)
文人绘画里我最喜欢册页,每次有画展,花在看册页的功夫丝毫不亚于大画,为之着迷的程度也不亚于大画。大画里包含了格局、能力、气场,以及对江湖位分的自定义等等,册页却纯是情趣和笔触。尺方之间,小快灵,寥寥数笔,意思到了,真是太可爱了。丰富性可能体现在大画上,纯粹性却藏在册页里。大画是外套,册页是内衣,谁更贴心贴肉?都憋着画大画,啥都面面俱到,那多没劲!
册页并不意味着内容上偷懒,人家只是简净,抓重点,不表达那么多罢了。我很希望自己的小说像册页一样,写得不累,看者会心,就够了。
写小说的年头不短了,可积攒下来的篇什却不多,除了懒惰,找不到任何可以搪塞的理由。在拉拉扯扯的事情上耗费太多,可惜。要怪还是怪自己没有定力。一个人能奉献给写作的时间其实不多,一个写作者志心已定,刀架在脖子上去写就是了,总去怪别人,怪环境,没出息。
现在是写小说最好的时代,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想写就写,写你能写,不必纠结于通俗还是纯文学,也不必纠结于文学圈是否有人。想想王小波生前发表不了小说,憋成那样,现在随便上豆瓣,或者发个人公号,都能轻松解决问题。解决了发表关,再下来就是读者关了。上哪儿去找自己的读者?
网络带来的碎片化阅读确实伤脑筋,读者现在已经耐不下性子读小说了,更糟糕的是,再返回去啃那些经典大部头,比登天还难,我也深深为此困扰……那就更应该写小说了,因为只有写作的时候才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哪怕为了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也不妨试试写小说。
很多人一听说我写小说,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听听我的故事,你写写我吧”,可见大伙都有被文字化的渴求,不过我可不敢说我的故事来自于亲朋好友,事实上我很少从身边的人取材,礼貌角度,把别人的私生活变成白纸黑字,不妥吧?除非有授权。打一字条给我说,今天把我的人生故事全部授权给某某,让她以小说的形式任意糟改,绝不反悔,这还差不多。
从小到大,我对人性抱有极大的好奇心,社会政治、自然科学那些都得排在它后面。写小说乃是为了安放我无处安放的好奇心。
在虚构人物上,鲁迅先生靠拼贴组合,取这人的鼻子眼睛,取那人的嘴巴,其实还是一种春秋笔法,历史叙事,只不过多找几个原型罢了;我采取虚实结合的方式,先有那么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虚拟体,在构思过程中,慢慢给它穿衣服,喂它吃东西,带它出去玩儿,把它变得人模狗样的,说起来有点像养成系写作,所谓道成肉身。
关于新书《剩女与猫》,与其煞有介事谈论自己的文本,不如说点题外话,关于创作灵感,源头、花絮之类,在小说里看不到的东西。
《实验班》是非典时期听来的故事。非典期间,北京就像一座孤岛,人人自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跟人接触。我跑去采访一位画家,空荡荡的大屋就我们两个,坐得离了八丈远,说话都带回声,生怕呼吸传染。他提到曾去乡下写生,在火车沿线住了一年,又给我讲了当地孩子扒火车偷盗的故事。听画家聊天,画面感很强,经他一描述,我仿佛看到开满梨花的铁道两旁,几个逃学的孩子正在紧张有序地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回去后我就把它写成了小说,很开心。
《山中》来自于一个梦。有一天,我从梦中一跃而起,感觉刚经历一场令人虚脱的生死绝恋,但具体和谁,发生了什么,都不清楚。我紧紧抓住梦的裙裾,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敲出来,就像倒带一样,一点点把那个梦还原,成真。
我是个低级趣味的人,平常爱看八卦、案子、桃色新闻一类,看了还会做剪报。我供职的北京青年报曾登过一个案子,题目叫《勒死继女男友,继父被判死刑》,记者李罡。讲一罗姓男子为了长期霸占继女,在得知她交了男朋友之后,与家人合伙,将继女男友骗到家中用电线将其杀害。罪行令人发指,就不在这里赘述了。里面提到一个细节,凶手有个弟弟,是聋哑人,“他(按:指罗姓男子)担心弄不过那男子,就用手机震了弟弟一下。”
“震了一下”,“震”字用得太妙了,所有脑细胞都会被它激活。想象一下,写一个聋哑人作案的故事多带劲!
写小说的人,对同一件事,兴趣点会跟人不一样,不是善恶二分,当然也不会幸灾乐祸。就是好奇心重,对奇异的点兴奋。
2011年,我的处女作《酒色财气》上演,演出时更名为《三姊妹迷途难返》。戏里有一张按摩床,是张魔床,谁往那上面一躺就会掉进梦想世界,然后与现实中的人发生错位的纠葛。写时觉得挺爽,但这种魔幻题材抓不住成年人的心。演出后反响平平,笑声稀疏,有一场戏,男演员(丑角)都有点儿牺牲色相了,台词说到屁股蛋的时候,哗啦露出半拉屁股,好歹多了一点儿笑声。
我分拨请了好多朋友同事来看,戏演完,大伙脸色都僵着,说话都差不多,“祝贺你”“哎不容易”,全是虚头巴脑的,没一句实在话,搞得人心情很低落。还有一个好友,下了班匆匆赶来,坐在我旁边小呼噜不断,太打击人了,真想一把给他推到那张魔床上去。
编剧是耻感爆棚的职业,尤其写话剧的,你能看到观众最直给的反映,很刺激,但有时也适得其反。倘若作品演砸了,会无地自容,沮丧得要命。
就在这种沮丧得要命的情况下,《帮凶》踩着风火轮来了,活像前来救主的哪吒。它是我写过的最温暖的故事,没有之一。那一周里,晚上陪一拨一拨的朋友看我那戏,忍受着怎么逗都不会乐的剧场,白天则一心扑在写这个故事上,在人物的闪转腾挪间,我忘了失意,忘了丢人。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很爱小说里的《哑巴》,他无私的爱首先温暖的是我。这篇小说一写出来就给了徐晓老师,很快发表在《财新》杂志上。
《北京爷们》写于2012年春节,最初叫“不愿结婚的男人”。生活中我遇到过一些男性知识分子,他们单身,有事业,有才华,明明遇到了不错的姑娘,却不愿意陷入到一段要负责任的关系中去。为什么?带着疑惑写出来,给一两位朋友看了,都不喜欢,评价很低,说我在白白浪费才华。我听了当然不高兴,但也觉得确实有毛病。搁了半年多,有一天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叫“北京爷们”,多敞亮!“不愿结婚的男人”,让人一听就没有阅读下去的欲望。投给《花城》杂志,承蒙编辑不弃得以发表,应该说,这个名字给我带来了好彩头。后来还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褚东伟老师翻译成了英文,“BEIJING GUYS”,介绍到国外去,不知道老外如何理解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如此瞻前顾后、黏腻、不清爽的激情。
《净身出户的男人》来自于生活感悟。我和我哥走得不近,我在北京,他在一个叫奉新的小县城,他来北京偶尔见我一面,我回去不太联络他,所以十多年里,都没见过我的小侄女。哥嫂要孩子晚。几年前的一天,过年回家,突然见到那孩子,以前的小布头儿蹿到一米七几,巴掌小脸白里透粉,粉中带白,五官精致,笑容干净,我们家的基因,变得也太好看了吧?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最漂亮的孩子之一。吾家有女初长成,她少女气息的美带给我的震惊,是这篇小说的源头。
2017年除夕开始动笔,写《天真与经验》,在自己公号“二姐”上一周一更,结结实实体验了一把网上连载纯文学,很过瘾。我是一个早早确立了纯文学坐标系的人,写的东西自然也是这路数,不会太出圈儿。最大感受是,网上能收获到朋友更多的夸奖,可能网上夸人更容易说出口一些吧。
《天真与经验》写的是知识妇女,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之后,她们会需要什么样的男性?文能炒菜,武能sex,取悦完胃口取悦身心,就够了。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留给小年轻去享用。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杂文,说有一个孝子父亲亡故,思父心切,于是在报上大登广告,想“买”一个父亲回去好生服侍。这段子太好玩儿了,一直在我脑海里是个梗。两相碰到一块儿,就成了这篇小说。
《寻欢》《剩女与猫》两篇说来话长,就此打住。老家江西有一家出版社想出《江西散文选》,相上了《寻欢》,觉得写得比较逗,反反复复联络接洽了很久,特别郑重,把一校二校都寄给我“过目”,但后来没有下文。不知道出版了没有。
大概就是这样。这部集子出版,很感谢晓春、国华、杨葵和张立宪等几位朋友的帮助,也感谢东家北京青年报社良好的人文环境带给我的滋养。
文|刘春
本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2019年5月17日C版《青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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