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诗词名句加原句解释简短赏析(造句与造语)
钱钟书《谈艺录》开章便提出“诗分唐宋”,其中引严沧浪“本朝尚理,唐人尚意”之论,证唐宋诗当有“丰神情韵”与“筋骨思理”的疆界--------然则曰情曰理的两种风格走向,其实自四唐诗(初、盛、中、晚)的嬗变中已然初露端倪。《沧浪诗话》中以举少陵、昌黎、香山、东野,以其为“实唐人之开宋调者”,这种说法其实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盛唐及初唐之诗人,多就景赋情,变化愈少,时常全篇直比,连排七八意象;而中唐后之诗人,便逐渐注意对意象的摹形与精构------窃以为,这种对文体技术上的讲求,才是唐诗至宋诗审美意趣不同的结因所在。
然颇有意思的是,中晚唐诗皆有此种追求,但在美学上又呈现了三种不同的风貌。胡应麟《诗薮》云:“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胡氏将中、晚唐诗的差异归结到时代气运上,虽不无道理,但另一方面,饶是因中唐诗“追摩意态”与晚唐诗“慎镂词辞”在方向上的偏重不同,始形成了“矫健”与“曲深”这两种境界崭然的艺术特质。本文即以近体为例,谈谈这种嬗变之过程。
唐近体诗最为极盛的时代,便是中唐时期。自大历以迄太和,六七十年间之诗风,按龙瑜生说,是以“平易”与“奇险”为代表。其云:“韩愈为后一派代表,孟郊、卢仝、李贺之属辅之;由张籍、王建,以下逮元稹、白居易,则属于前一派;分庭抗礼,并见创造精神。”但不论派系之分属,其风格较之于开元、天宝见的风格变化,已明确形成了对词辞、句法的技术精炼,《师友诗传录》故云:“天宝以还,钱刘并鸣;中唐作者尤多,韦应物、皇甫伯仲(冉、曾)以及大历十子,接迹而起,敷词益工,而气或不逮。元和以后,律体屡变;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虽不足鸣大雅之林,亦可谓一倡三叹。”
唐诗纪事
《唐诗纪事》有“大历十才子”之属,皆尙近体,尤工七律;此外又兼有刘长卿、秦系、释皎然、严维之流,也于近体而时负诗名。但我们将大历诸家的近体与盛唐诸家的近体相比较而言,便会发现后者虽然气象不逮,但更注意对句法、属对结构上的锤炼。
王维《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之作》诗云:
汉主离宫接露台,秦川一半夕阳开。青山尽是朱旗绕,碧涧翻从玉殿来。新丰树里行人度,小苑城边猎骑回。闻道甘泉能献赋,悬知独有子云才。
钱起《同程九早入中书》诗云:
“汉家贤相重英奇,蟠木何材也见知。不意云霄能自致,空惊鹓鹭忽相随。腊雪初明柏子殿,春光欲上万年枝。独惭皇鉴明如日,未厌春光向玉墀。”
顾云评王维诗是云“此篇铺写景象雄浑富丽,造作句律温厚深长,皆足为法”,又《唐贤清雅集》评是“法度整齐,分远、近写景,诗中有画”,但实际上,王维诗并非“皆足为法”,甚至是难以摩习的,为何?王诗四联八句,有六句全在景象当中,且全以汉主、秦川、青山、碧涧、新丰树里、小苑城边作句头领起,只中间用尽是、翻从而摇转胫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说王维 “满胸章法”,但这种章法并非人力工炼,而是从襟抱、画家翻出,故而似浅而实深,学之只能得其浅,而其深处不能学。
《全唐诗集·钱起诗集》
反观钱诗,比之王维诗显然气象不逮,但变化尤多,起句以典出,次句由虚而实,三句自实而虚,不再像盛唐诗一般全作景象描写,再结算主题,而是先构立意,层层盘入,以章法、句法之变化,补以情性之差。这到颇有些周济论南北宋词的意思,且移其评之“北宋故情景但取当前,南宋则文人弄笔,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中唐近体在于结构,晚唐诗则偏重于词辞的张力攫取了。高棅云:“开成(文宗)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群玉、李频等,尚能黾勉气格,埒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馀韵,犹有存者焉。”(《唐诗品汇序》),如高所言,虽然晚唐诗仍是有豪纵、绮靡、隐僻等数种风貌,但几乎全是自词辞炼工而出之。
杜牧《献诗启》曾自述其作诗理念,其云“某苦心为诗,惟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意,篇成在纸,多自焚之”,所谓高绝、奇丽、习俗者,显然是在论辞面的审美方向,而非章法结构之中;赵翼《欧北诗话》亦称“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其弊。山谷因之,亦务为峭拔,不肯随俗为波靡,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姜夔《扬州慢》化杜牧典也云其“词工”:“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其近体诗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小李此诗便是以“奇语”为胜,吴北江曰:起四句极奇,小杜最喜琢制奇语也。又《唐诗快》曰:奇语镵刻(“人歌人哭”句下)。可想可画(“深秋帘幕”句下)《瀛奎律髓汇评》中也有无名氏评此诗之“新”,在于“绝不沾溉玄晖、太白剩语”。当然,杜牧诗之特出,到不仅是因“作奇语”,更得益于其章句之中兼收盛唐之铺设、中唐之矫变。
晚唐之间,要论造语之工,当以李商隐为极则。《彦周诗话》云:“李义山诗,字字锻炼,用事婉约,仍多近体”又《蔡宽夫诗话》论宋代“西昆体”之荼毒时,也曾论及李商隐诗云“若其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为奇而效之。故昆体之敝,适重其失,义山本不至是云”。如果说杜牧诗造语是一“奇”字,那么李商隐之造语便是一“深”字:在于意象描摹之深,在于通感张力之深,在于色彩风貌之深。兹取其《无题》诗以观之: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李商隐这首《无题》,是有自炫其才的意思。然时人都赏“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千古名句,但三联之“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最见功力,清人黄叔灿评此诗是“诗意平常,而炼句设色,字字不同”,其“设色”处,便在三联。“送钩”、“射覆”,乃昨夜之事;但自回忆处借春酒而得之“暖”,是动人处;而状蜡灯以“红”字,则满目绮色,翻覆其一片迷离春色,跌宕无极。这种极细腻且幽微的通感,便是自意象在触感、观感上的深度攫取而来。非此诗如是,《春雨》诗之“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无题》之“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等句中之造字无不通达幽微之情,而见富与诸感之观。
诗有能学处有不能学处,不能学在初唐盛唐,这时候诗人全靠平生之理念之抱负之才学之阅历所积累的素养,无意识的,冲口而出的构架起了彼时诗中所体现的“美学思想”-------这些诗作是难以求门径于“诗”中的;而中、晚唐不复盛唐风流,故作诗都转求于技法之上,别开以生面,且能从学之、
总而言之,盛唐诗胜于气足,气足而自然浑雄,中唐诗失之在气,但精于造句,句挺故能得之以矫健;晚唐诗则因时失气,多有不能直言之处,便求幽微于词辞之内,得之以颓怨密荡。此中、晚唐近体诗求之于“造句”与“造语”而产生的风格转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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