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以前的儋州(海南周刊儋州泊潮村)

30年以前的儋州(海南周刊儋州泊潮村)(1)

泊潮村位于儋州市东北角,与临高隔海相望。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儋州泊潮村 远古骆越民族聚居地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通讯员 宋昌吉

地处儋州市东北角的光村镇泊潮村,是一个横亘在后水湾上的小半岛,无人机视角下的地貌形如一个竖起来的大拇指,也像一只肥硕的沙虫,而当地的海产中,最负盛名的,正是沙虫。

三面朝海的泊潮村,东半部是老村,西半部是新村,东边与临高新盈镇隔海相望,西面是宽阔的弧形海湾,远处的海域,便是北部湾了。泊潮村的民宅新旧参半,老房子墙体建材为火山岩石块,人字形瓦顶,无论大小,大多呈合院式分布,新房子则是两层或三层高的小洋楼。

泊潮村是一个渔村,也是海南岛西北部一个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历史上还是兵家必争之地,泊潮村的儿女还曾经为海南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献出生命。由于资料匮乏,无法进行系统性梳理,今天的人们只能借由文献记载和文物遗存,拼凑起当年当地的些许记忆碎片……

30年以前的儋州(海南周刊儋州泊潮村)(2)

晚清《广东舆地图》中的《儋州图》,东北角处为“苩蓼港”(泊潮港)。何以端 供图

古代海南岛西线交通要冲

“泊潮”因何得名已无据可考,但可以查知其名称的变迁。在明代的正德《琼台志》和万历《琼州府志》中,这里设有归属临高县管辖的“博顿港”(位置在泊潮村东侧);清代的舆图,则将港口标识为“苩蓼港”或“泊蓼港”,不过图上手写的“蓼”是草头下面一个“了”字,在今天是个连电脑输入法都敲不出来的异体字;而在民国的《儋县志》中,才有了“泊潮港”的记载。博、苩、泊的读音都一样,本义估计是临高语的记音字,是“口”的意思,与“停泊”应该没有关系,尽管那里历来都可停靠渔船、舟艇。

儋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馆员陈照荣是泊潮人,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后,曾用玄武岩大石板在泊潮村东边的港口修筑简易的码头,用于停泊军船;日军战败投降后,码头石板被附近村民拆去修建民房。

历史上的泊潮港(博顿港)似乎籍籍无名,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小觑。

海南师范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琼崖古驿道》的作者何以端先生认为,由于泊潮港位于琼崖环岛古驿道西线临高至儋州段上,从临高新盈借水路南下,不过几分钟的舟程,大大缩短了前往儋州光村的路程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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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潮村的“陈杨庙”,据传纪念的是明代被锦衣卫迫害而避难海南的陈、杨两位武将。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地图、地名中的军事信息

“将军印”“将军市”“将军塘”“将军汛”“兵马山”“兵马角”……细看清代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广东舆地图》中的《儋州图》,发现泊潮村周边地区,包括海域,分布着很多含有古代军事信息的地名,让人不由得想起元明时期的“军屯”现象。而在今天,当地还有“将军印”(北部湾中邻昌礁的古称和俗称)“将军庙”“将军石”(老村村口一块刻有古代武将形象的石敢当)等自然遗迹和人文遗存;泊潮村北侧有座“陈杨庙”,据村民口口相传,庙里纪念的是明代被锦衣卫迫害而逃匿至此的“陈杨二帅”,只是说不出他们的名字。

泊潮村现有700多户、3000多人,有张、王、林、陈、黄、徐、邱、符、周、梁、尹、骆等12个姓氏,其中人口数量排名前三的是张、王、林。陈照荣说,泊潮村人的祖先,多数从对岸的临高新盈迁徙而来,再往前推,部分姓氏的先祖迁自福建莆田一带,但由于家谱资料缺失不全,多数姓氏的渡琼始祖已无法查考。

泊潮人操儋州话,但由于与对岸的临高渔民有交往和交易,一些村民也会讲临高语。

泊潮人靠海吃海,一直以来以海洋捕捞为生。风里来浪里去的泊潮人,不乏铁血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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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后的抗日烈士黄金容故居。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出生于1902年的黄金容是泊潮人的骄傲。据儋州市党史资料介绍,1925年,黄金容从广州法政大学毕业后,就携带马列主义书籍回乡,向家乡的工农群众进行宣传讲解。1926年春,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黄金容回到海南,成立了儋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泊潮村党支部,之后又创办泊潮村农民协会,还奔走于县里各个村庄,指导农会建立和训练农民自卫军。1927年10月,身为中共儋县委员会委员的黄金容参与领导了儋县“十月暴动”,推翻了国民党儋县政府,成立了海南岛上的第一个县级革命政府——儋县临时革命政府。不幸的是,1940年4月,在与日军的一次战斗中,黄金容中弹牺牲,年仅38岁。

1950年1月,为协助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渡海南下,泊潮村的23名船工勇敢地配合琼崖纵队司令部的部署,从临高新盈后咀村出发,潜渡琼州海峡,前往海北的徐闻;3月,他们随大军南下登岛作战,泊潮村的林扬熙、林黄养、黄华利、刘杰新、黄扬杜等5名船工在战斗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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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潮村出土的其中一面石寨山型铜鼓,现藏于儋州市博物馆。刘亭亭 供图

1999年出土两面石寨山型铜鼓

1999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泊潮新村的位置,出土了两面在岭南地区罕见的“石寨山型”铜鼓,让泊潮村一度蜚声学界,也让十里八乡的儋州、临高父老大开眼界。目前,这两面铜鼓,一面被海南省博物馆收藏,另一面藏于儋州市博物馆。

据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1935年—1997年)考证,早期铜鼓的功能相当复杂,是作为权威的象征、乐器、祭祀、战阵、贵重物品、号召民众的存在,但最集中而突出的,是陈列在各种隆重的祀典中,特别是有人祭的祀典上。

有关中国铜鼓的记载,早在成书于五世纪的《后汉书》中便已出现,迄今已有1500多年。我国铜鼓主要分布在西南和岭南各地,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东、广西、海南和湘西地区。在海南,海口、文昌、万宁、陵水、澄迈、临高、儋州、昌江、东方,均有铜鼓出土。

国内专家学者从铜鼓铸造、使用和流传范围研究,将它们分为滇系铜鼓和粤系铜鼓两大系统、八种样式。据海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育龙介绍,海南出土的铜鼓大多属于粤系的北流型、灵山型和滇系的石寨山型,其中北流型居多,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出现在汉代至唐代;石寨山型铜鼓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类型,其年代上限可以到春秋早期,海南岛上仅在儋州泊潮村发现的石寨山型铜鼓,同样是早期铜鼓的代表,其年代上限可早至战国早期,主要分布在环北部湾的中国云南、广西,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发现石寨山型铜鼓的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处于北部湾的最前沿,是来自大陆方向的移民较早的聚居地。”王育龙认为,“这一类型铜鼓的出现,将海南岛铜鼓文化的年代上限,从以往人们认定的汉代,推至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海南岛尚属于古代骆越民族的范围,直到汉代以后,来自北方大陆的汉人才不断进入海南,因而可以肯定该类型铜鼓的族属为古骆越民族(海南黎族的先民)无疑。”

看来,最早在泊潮村一带繁衍生息的,是黎族的先民。苏东坡谪居儋州时,与当地民众交往密切,其诗句“铜鼓葫芦笙,歌此迎送诗”(《题冼夫人庙》末两句),透露出当年他在儋耳故地,也曾耳闻来自远古的铜鼓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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